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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报友:民间收藏所走过的历程
添加时间:2009-11-27   浏览次数:3454   来源:转摘   作者:敬言

    中国是个收藏大国,收藏文化源远流长。但受时代条件限制和战争、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一直以皇家收藏为主,属于民间收藏的群体很小,而且不是王公子孙,就是风流雅士,根本没有平民介入。

    晚清至民国时期,战乱不断,每遇大难临头,一些名门望族便将金银细软一卷,逃之夭夭,那些不便携带的文玩古董,廉价甩给贫苦文人;一些大宅门的后裔,为满足豪奢的生活方式,在资金匮乏情况下,也将祖上留下来的宝贝私卖给那些摇铃串巷的古董商贩,通过古玩商号和“鬼市”进入市场。这样的独特环境,营造出一批水平不等的民间收藏家(一般资料介绍的民国收藏家,实际多是古董商,过眼过手多,自己收藏的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进入经济恢复时期,人们没有闲情也没有闲钱从事收藏,故民间收藏活动一度中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民间收藏再度兴旺起来,并达到历史最高峰。

   与历史比较,当代收藏具有如下六大特点:第一是规模大,从事收藏活动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从事收藏的人员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工农商学兵政党无所不备。粗略估计,当代参与收藏的人数达千万之众,是历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收藏人数之总合。第二是收藏品类丰富,除铜器、瓷器、字画等传统文物类项目以外,还收藏有近现代民间生活用具用品,内容包罗万象,种类繁多。第三是受到政府支持,形成了正规的交易市场(与民国时期的鬼市截然不同),藏品可以通过多种正常渠道获取。不仅在各大城市有规模不一的民间旧货市场可以淘宝,而且还有高档次拍卖会可以竞标,致使很多沉睡在民间的宝藏得以面世。第四是当代收藏重视研究,促使一大批收藏类报刊应运而生。当代收藏研究也有时代特点,即不局限于收藏品的真伪鉴定和质地优劣方面的辨别,而是和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为社会发展史研究提供佐证。这样就使收藏品的作用得到了更充分地发挥。第五是当代收藏重视展示,全国到处都有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收藏品展览,特别是能够配合重大节日和结合重要历史纪念日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展,大大地提高了收藏品的受众面,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许。第六是有报刊、电视、网络等公众媒体的支持和参与,为当代收藏推波助澜,使当代收藏活动高潮迭起,汹涌澎湃,从众人数达到历史高峰。   

    中国民间收藏事业已经成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行各业的收藏家和广大收藏爱好者,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宣扬民族文化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发挥着积极作用。

    民间收藏呈现这样的大好局面,一方面来自于广大民间收藏爱好者的不懈努力,一方面来自于民间收藏组织的艰难维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社会大气候的形成,社会传媒推波助澜。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是民间收藏的基础,各级收藏组织的积极活动是民间收藏活动发展壮大的内部因素,而社会大气候的形成,则是民间收藏发育的外因条件。外因条件对民间收藏活动影响至关重要。兹就社会人文环境的变化,解析一下当代民间收藏经历过的几个阶段。

     一、    偷偷摸摸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一般人对民间收藏活动并不了解,因而也不认可,甚至嗤之以鼻。在工作单位的同事眼里,你是“不务正业”的典范;在家人眼里,你是“败家之子”的形象。那时笔者在东高村粮站工作,业余时间收集古币,时间长了,同事开始用异样的目光看我,终于有一天,单位领导把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对领导的关心不能置若罔闻,怎么办,由地上转入地下,表面“改正”,暗地里则悄悄地进行,很长一个时期不露声色,工作表现尤为积极,让领导切实感到已经“悔过自新”。那会收藏没有横向交流,都是自己到农村去寻找。到农村寻找古币,担心农民误解,便冒充工农兵学员,向农民介绍自己正学习金融课,需要搜集一些标本,赢得同情和支持。但碰到熟人也很难为情。于是想一个办法——让那些在农村收废品的人代为寻觅,自己则到周边县去找。收废品的人为的是多挣点钱,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效果真不错,没几天就有了消息。但粮库是安全重地,总有一些衣着褴褛的人在门口指名道姓地找你,也觉得脸面上无光,于是嘱咐“下线”不要再到单位来,约好每周六晚到家“幽会”。现在看来,那会的收藏就是偷偷摸摸阶段。不仅本人如此,其他收藏人也一样。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偏僻街道自发出现一些交流藏品的小市场,由于缺乏政策保护,地方执法部门严加干涉,一些“眼慢”的初涉者经常被罚没。北京大约在1982年就有了旧货交易市场,地点在天坛西边的一个胡同,每周日都有人去那里交易民间生活旧物,偶然也有古钱币、字画、瓷器等“禁品”出现。为防止被查抄,交易者没看货先得东张西望,留神被盯梢。交易时更要躲到偏远的小胡同去进行。遇到长时间地“风紧”,便转移地方。1985年转到宣武区椿树街,以后又到南礼士路、月坛等地。1987年10月北京钱币协会成立时,琉璃厂西街有家“庆云堂”,归市文物局管,专营古币,很多人到那里淘宝。但毕竟是店面,一方面价格高,一方面上货少,于是一些人在楼下把角地带私下交易。偷偷摸摸,是这一时期民间收藏人的活动特点。

    二、羞羞答答阶段

    1988年至1995年间,收藏市场处于羞羞答答状态。一方面,有些开明的行政官员觉得可以利用收藏品市场拉动经济市场开发,一方面有些文物执法者和工商执法者抱着旧规章不放,“原则”性很强。1988年以前民间收藏靠的是“贴边”存活,即在菜市、杂货市周边悄悄开展。以北京为例,1989年北京虹桥、白桥、鼓楼、月坛公园有了民间旧货市场出现,集邮品、旧书报刊这类藏品还可以大大方方地摆摊交易;古币、字画等流散文物则如婢女般侍立一旁。

    1992年潘家园旧货市场诞生,收藏爱好者有了正式立足空间。后来又有燕沙旧货市场、报国寺市场的相继出现,使收藏者逐渐落了神。这些市场的建立,不仅给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场所,更主要的是表明政府方面对此已经是由堵塞转为引导,民间收藏业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避免和原《文物法》相矛盾,有关部门在为这些市场定名时,颇费了一番心思:称谓古玩市场,则表明文物可以公开交流,与《文物法》相忤,如不标明有允许古玩交流的意思,又怕收藏者不能准确领会这个市场的建立意图,不敢前去交易,于是有关方面几经推敲,最后定名为民间旧货市场。旧货就是前辈用过的旧物,“旧”到什么程度,无法界定,暗含里边可能有文物存在。出现了怎么办,不再是堵截,而是尽自己能力去监管,原则上对那些定不够等级的流散文物则不再限制(口头谁也没说,实际大家能心领神会)。这一时期,民间收藏在旧《文物法》面前表现得羞羞答答。

    三、堂堂正正阶段

    说堂堂正正有两个标志可以证明:一个是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正规的收藏市场(包括拍卖市场),再就是社会媒体的正面介入。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为适应民间收藏需求,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大城市开始出现不同规模、不同特色的旧货市场,而且这些市场为官方所承认甚至就是地方政府承办起来的。政府参与建立旧货市场,表明国家对这项活动采取开明政策。气氛上的微微宽松,马上引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收藏爱好者的涌入。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上海的城隍庙、南京夫子庙等地,便因有了收藏市场而享誉全球。1995年,在潘家园南边又建一座“北京古玩城”,带有“古玩”字眼的牌匾堂而皇之地挂到楼顶上,更进一步表明政府对民间收藏的认可。地摊式市场被官方接受了,高层收藏市场——各大拍卖公司也同步被国家所承认,一些高品位的收藏品可以在拍卖市场竞价交易,更进一步表明了政府对民间收藏态度的明朗。

    民间收藏可以堂堂正正地进行,新闻传媒和收藏类报刊功不可没。社会媒体对当代民间收藏的关注可以说是“与藏俱来”的,早期多是从新闻角度报道,社会有收藏举动,媒体觉得新鲜,就进行报道,报道后看读者对此颇有兴趣,于是大胆到民间寻找收藏人进行专访。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也由 “跟风”变为主动追踪,然后又发展到与收藏人深层次合作,设置专栏和制作专题片。这阶段媒体经历了由被动“报道”到主动“报导”,其作用已经具有导向、引导甚至指导意义。媒体对大众收藏的关注程度比国家认可稍早,她把收藏的积极意义不断传送给社会之后引起官方重视。政府通过媒体上的专家评论和媒体折射出的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度,感觉到旧的法规需要调整;百姓也通过媒体这个窗口,了解到了收藏人是那样的执著,藏品本身包含着那么多趣味知识,觉得他们也都很可爱,于是倾心关注。在笔者印象中,上海报刊媒体介入比较早,因为上海文化底蕴比较深,民间收藏氛围较其他城市要活跃,每个收藏项目稍具规模便举办小型展览,引起媒体热情关注。当代最早报道的收藏人是著名算具收藏家陈宝定和钥匙收藏家赵金志两位先生,时间是1985年前后,且都是高度赞扬的口气。1987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对上海民间收藏做过一次专访,题目叫《上海20万收藏迷雅兴不小》。这可能是国家第一大报对民间收藏的报道啊。但当时媒体报道民间收藏也比较策略,一般只报道文化内涵丰富、大众喜闻乐见的藏品,如火花、邮票、文具、图书等,对于文物类收藏一般避而不谈。北京有媒体报道收藏活动是1986年,最初报道火花收藏爱好者吕春穆,其次报道的是笔者的古钱币收藏。在中国民间收藏中,古钱币是一个大项,早在1982年国家就成立了中国钱币学会,而且在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历代古钱币展,1983年1月又创办了《中国钱币》杂志。这个协会由银行系统的专家、文物界、博物馆界专家组成,也吸纳了小部分民间收藏家,如上海吴筹中、天津邱思达等。中国钱币学会如同一座灯塔,照耀着民间古钱币收藏步入正途。

    1986年,上海成立收藏欣赏联谊会,活动日趋火热,不久《上海商报》设立一个收藏专版。北京也在1987年自发地成立一个“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骨干分子都是燕山石化干部职工,而且也出版一张不定期的四开小报,叫《燕山收藏》,马未都、周继烈和笔者都曾在那张小报上写过文章。当时收藏文章无处发表,除《中国钱币》以外,这份小报和《上海商报》收藏版是仅有的收藏论坛园地。1987年10月北京成立一个由官方管理的民间收藏组织——北京市钱币协会,出版了油印期刊,对北京及附近地区钱币收藏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笔者有幸被推荐为第一批会员。1990年以后,民间收藏组织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各类收藏小报也日趋繁荣,其中以民间集报组织出版的小报最多,到1995年已经有50多家集报民刊。这些小报既为集报爱好者交流提供了便利,也在社会造成一定声势。集报组织严格说格调不高,因为参与者大多是工薪阶层人士,有的甚至是下岗职工,但正是因为门槛低,入门容易,所以从之者众,时称有百万之众。集报人有一个长处,善于组织活动,特别是配合四时节令和国家庆典日,积极组织各种类型展览,扩大声势,有的还主动参与街道、工厂举办各类型宣传活动,引起官方好感,有活动愿意一起做,费用官方出,活动我们搞,官方塔台,我们唱戏,使得集报组织在社会深受欢迎。

     随着收藏群体的壮大和收藏市场的形成,收藏交流量日益增大,市场交流品越来越复杂,鱼目混珠问题相当严重,初涉者吃亏打眼是常事,于是大家企盼有专业报刊出现。当此之际,一些精明的学者和文化单位看出势头,于是下力量组办收藏专刊。其中以陕西《收藏》杂志、北京《收藏家》杂志、广州《收藏拍卖》杂志、中国商报社的《中国收藏》、宁夏《收藏界》等最有声势。刊物是专刊,但编辑不是专家,于是这些藏刊纷纷贴近民间收藏家协会,并从中拉拢一些实战经验丰富的藏家为顾问或撰稿人,把刊物办文情并茂,声誉很好,不仅收藏者愿意看,很多文史爱好者、文化工作者乃至历史学家们也经常订阅或零购收藏类刊物。其中西安《收藏》杂志最能把握收藏潮流,创刊15年来向社会传播了非常丰富的收藏活动信息和收藏知识,加之当代收藏领域的排头兵们以该刊为阵地,不断介绍自己收藏经验,引导很多读者加盟收藏,为当代收藏大潮的涌起,起到了巨大推助作用。

     民间收藏能够走到堂堂正正阶段,收藏组织也有很大功劳。1992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起组织一个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形式是民间收藏组织,但管理挂靠北京市文物局。牵头人门头不小,是原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代院长吕济民先生。他老人家利用自身优势,把徐邦达、刘九庵、耿宝昌等国家顶级专家都拉进了协会。有这样的一流权威专家坐庄,声威大震,于是全国民间收藏爱好者纷纷投向东方收藏家协会大营。1995年,一个国家级名号的组织——中国收藏家协会正式成立,著名史学家史树青先生亲自担任会长,也有一批顶级专家共同参与,因而吸引了很多资深收藏家入围,活动日趋活跃,尤其是200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组建以来,管理正规,组织健全,不仅自身得到国家文物局高度认可,而且下属的近20个二级组织也在国家民政部注册,大家堂堂正正搞收藏,团结一致,向前迈进,搞了很多重大活动。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把民间收藏活动推向一个新台阶。

    这时节,每个收藏爱好者都以自己是收藏大军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自豪,从事收藏、交流、展览、研讨等活动都是堂堂正正地进行,没有任何顾忌,也无须再做任何掩饰。

     民间收藏得以堂堂正正地开展,国家文博机关特别是相关领导的前瞻性理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超前地意识到民间收藏将给国家历史文化的繁荣带来不可估量的效果,因而在高层决策领域,为民间收藏而鼓呼。1993年春4月国家文物局与秦皇岛市政府联手,在秦皇岛市南戴河建立“万博文化城”,将国内高段位民间收藏家以优惠政策吸引全国110多位民间收藏家入“城”,而且牵头组建了中国文物学会民间收藏委员会,将民间资深收藏爱好者吸收入会,从而使民间收藏爱好者敏锐地感知,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对民间收藏的利用。1993年8月的《东方收藏家》激动地称这一举措是“揭开了中国当代民间收藏划时代的一页”。而作为在职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现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同志,更是思维超前,在众多文博机构还对文物拍卖持疑虑乃至否定的态势下,果断站出来为之说话。他在1996年1月发表一篇重要文章——《文物拍卖与文物保护》。文章一方面指出文物拍卖对文物保护意识的强烈冲击是个现实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从宏观效果看,允许拍卖的意义更为重要。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十个“有利于”,使国家文物机构对民间文物拍卖彻底转变看法。十个有利于论述很长,提炼出来就是:第一有利于吸纳保护民间珍贵文物;第二有利于提高中国文物价位;第三有利于促进海外文物回归;第四有利于培育国内文物市场;第五有利于充实文物保护资金;第六有利于加强对流散文物的管理;第七有利于发挥国营文物商业的优势;第八有利于培养文物鉴定专业人才;第九有利于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第十有利于抑制非法倒卖活动。他的这些观点,不仅影响了之后国家新《文物法》的制定,而且客观也把民间收藏进一步推向了正规轨道。像他这样开明的领导不在少数,孙轶青先生也是突出一位,他多次出席民间收藏会议,对民间收藏予以高度关注。他在社会上下对民间收藏评说不一的情况下,于1998年5月在《东方收藏家》发表一篇高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民间收藏,题目就是《民间收藏大有可为》,文章以民国收藏大家张伯驹为例,论述官方收藏和民间收藏个自作用,充分肯定民间收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最后感慨地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收藏、应保护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我们更需要千百个像张伯驹先生这样既有很高收藏素养又勇于奉献的大收藏家。”正是有他们这样的睿智领导,才使我们民间的收藏活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壮大了起来。

  四、风风光光阶段

     民间收藏发展到今天,就整体而言完全可以用“风风光光”来形容。显著标志有三: 一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以接触收藏文化为荣,茶余饭后多把收藏话题做谈资;二是社会各种媒体争相把镜头聚焦到民间收藏,收藏成为媒体采访的热门话题;三是官方的主动认可,把民间收藏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情形如下:

   1、社会一般人崇尚收藏文化。

     时下,收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众性文化活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以能够和收藏人结识为荣,收藏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出现这样局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人民生活富裕了,讲究休闲文化,对这种有形文化深感兴趣。文化是大众都需要的东西,但历史以来,大家接触的文化大多是书本的和戏台的东西,对于历史文化的原始形成物,除了到博物馆感觉一下以外,没有条件看到和我们心里距离较近的前人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而当代民间收藏的崛起,致使流散在民间的大量的先民器物得到发现并被收集起来,通过举办展览、上电视、发表文章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满足了大众对这种有形文化的需求。第二、大家都有了经济头脑,认识到收藏具有增值保值功能。“民以食为天”,人干什么事都注意经济效果,收藏这项活动,既使人增知增识,又可以带来经济回报,具有一定增值保值功能。第三,认识到民间收藏是一种最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手段。若干年来的实践证明,用文物法管理民间流散文物,存在弊病很多,一方面是国家没有能力对所有具有保存价值的物品进行收集和保存,一方面民间不懂历史遗留物的价值而任其自然毁灭。而民间收藏文化的兴起,大量的民间旧物被有志于此的人收集起来,而且反过来为大众服务,做到了国家想做而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我感觉这是收藏人被社会尊重的重要原因。

    2、影视报刊媒体纷纷把目光投向民间收藏。

     民间收藏能够走向堂堂正正,社会媒体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民间收藏团体以及部分收藏家能够在社会风风光光的活动,与这些媒体的作用有直接关系。眼下涉猎收藏的专业报刊,粗略统计,15年来,已经有20多家大型专业收藏类报刊在公开发行(行业内部的小报刊未包括在内),有官方的、半官办的和民间办的几种类型,影响最大收藏刊物的是《收藏》、《收藏家》、《收藏与拍卖》、《中国收藏》、《收藏界》等,就连国家文物局所办的《中国文物报》和《文物天地》杂志,也一改原来面孔,拿出很大版面面对民间收藏。官方报纸为吸引读者,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条件,创办收藏专版,取得很大成效。影响较大的收藏专版报有《中国艺术报》收藏版、《中国商报》收藏拍卖版、《中国档案报》收藏版、《人民政协报》宝藏周刊等。另外还有一些非常实用的收藏类报纸,对民间收藏指导意义很大,如石家庄的《藏书报》、《古旧书刊报收藏》,山西的《大众收藏》、福建的《收藏快报》等。在平面媒体关注民间收藏的同时,影视媒体也不甘落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视台报正在陆续涉猎民间收藏。中央电视台从1997年开始对收藏话题发生了兴趣,《实话实说》栏目,在那年的9月份与东方收藏家协会联手组织一个收藏专场,崔永元主持,主要嘉宾是马未都,由他讲瓷器和木器收藏的故事,本人收藏的老报纸在现场也做了一些介绍。1997年11月,中国教育频道找到笔者,联手做一期老报刊收藏讲座。后来随着收藏形式的发展和百姓对收藏文化关切度的提升,上海电视台开辟一个《好运传家宝》栏目,市民有好东西可以拿出来到电视台展示,然后由专家讲评,吸引了很多观众积极参与。2001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也组织力量开辟了《艺术品投资》栏目,约请不同门类专家轮番到演播厅探讨收藏价值和市场价格问题,每场播放20多分钟,影响很大。我们收藏报刊的人过去社会一般人不怎么留意,自从那次我在那个栏目介绍老报刊收藏价值之后,引起很多人关注和加盟。2002年,《艺术品投资》栏目又接受大家建议,效仿《好运传家宝》模式另开辟一个《鉴宝》栏目,每周两次播出。由于是中央台,又有系列专家坐台,所以收视率很高。这个栏目直到今天还在如期进行。针对收藏市场赝品困扰收藏者问题,2005年北京电视台又组织一个《天下收藏》栏目,著名主持人王刚主持,场景欢快活泼,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最热门的百家讲坛栏目也找马未都和另外一位先生大侃瓷器收藏经历。前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发现”栏目摄制组人员也到平谷,对平谷民间收藏爱好者连续拍摄十余天。

     近年来有些精明的电视台还在这一时节组织力量,拍摄反映民间收藏话题的电视剧,如《那五》、《琉璃厂传奇》、《五月槐花香》等,颇受观众喜爱。报刊影视媒体不断深入,广播、网络也不甘落后,竞相寻找藏家,要求联手开展活动,办讲座,建网站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出版社——这个最有“定力”的文化出版机构也坐不住了,纷纷找到他们看好的收藏家,邀请他们出书。据笔者所知,那些在名牌大学当了若干年教授出本书都很困难,往往要靠自费解决,而出版社对收藏人却能网开一面。用他们的行话说,叫“收藏书有卖点”。最先邀请收藏人出书的,是北京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书也比较简单,有《田涛说藏书》、《马未都说陶瓷》等,都是异型小开本,内容为访问式。2002年以后,出版收藏类书籍的出版社陡然多,如辽宁画报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等,不下50余家。本人就有6本收藏书是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样的环境条件,使一部分资深收藏家锤炼成为行业的专家,风风光光地在不同场合露面。

    3、官方主动认可,是民间收藏最为风采的事。

     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对民间收藏的认可比较滞后,有些部门由最初甚至一直把民间收藏作为管制对象。不曾想这些民间收藏群体不仅守规矩(个别现象除外),而且非常有效地丰富了大众文化,为国家创建和谐社会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因而逐步得到政府行政机构的认可乃至于扶植。这方面例子越来越多,北京、上海、山西、辽宁、福建、广东等都有利用民间收藏品举办展览情况。尤其报刊这类记忆类文化遗产,能够直接记述历史事件,官方挖掘利用都很方便。最早被官方认可的是山西左权县集报人苗世明,他在家里开办一个小型藏报馆,由于该地缺乏文化项目,私人报馆的出现引起社会反响,县委书记看过之后倡议将报馆辟为左权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委书记田平成同志到左权考察工作,被县委书记拉到报馆去参观,结果省委书记也感到内容很好,建议搬到大地方去办展。为丰富馆藏,省委机关工委把存放多年的老报纸捐赠给苗世明同志。在省委支持下,苗世明私人藏报馆于2002年迁到古城平遥展出,面积达到1000余平方米,展示效果很好。上海浦东收藏家协会在冯建忠同志的带领下,每逢重要节日便主动找当地机关,要求提供民间收藏品,共同举办展览。浦东地方政府也很乖觉,认为与收藏家来联合办展投资小,影响大,于是一拍即合。5年来,他们已和街道、团委、妇联、文物管理所等多家单位举办各种展出20多场,每次都是政府出资,收藏协会出藏品,双方相得益彰,得到浦东区委高度重视。去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上海时,专门参观了冯建忠举办的老浦东资料展,受到总理赞扬。笔者在这方面也很幸运,2004年4月在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鼎力支持下建立了世纪阅报馆,五年多时间已接待了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各界观众20万多余人,其中有很多高层领导,包括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国家监察部长李至伦、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文化部长蔡武、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由喜贵、国家档案局局长毛福民等20余位省部级干部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赵玉明等新闻史专家。2006年10月,中国新闻史学会经过几次考察和研究,把世纪阅报馆确定为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基地。最近几年,世纪阅报馆的藏品也时常被官方利用:先是北京报刊发行局就主动找我们要老报刊图片,在报刊发行日作宣传用,后来北京日报社建新闻大厦,需要历史老报做大厅装饰,也要走了几十幅图片。2007年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大楼要为历史名报雕像,找走80多幅老报刊图片;中宣部拍摄三集大型文献片《纪录中国》,背景所用老报刊图片都是在世纪阅报馆拍摄的;去年为宣传奥运,北京市委、市档案局、市文化局等机关都曾利用世纪阅报馆大量的体育史料图片,在北京社区、大学和奥运文化广场举办了多场展览活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些都是官方高程度认可民间收藏的典型事例。

本文摘自李润波先生博客:http://lirunbo.blog.sohu.com/

李润波先生: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平谷区文联副主席,世纪阅报馆馆长。

通联:北京3506信箱,邮编:101200,信箱:lirunbo200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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