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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解放:当年报道的记者及《申报》(附图)
添加时间:2009-03-19   浏览次数:1520   来源:转摘   作者:敬言


 


  西蒙·托平,前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及美国普利兹奖主管。1921年生于纽约,1946年加入国际新闻社并派驻北平,1948年在南京加盟美联社,是第一位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外国记者。1959年起加盟《纽约时报》。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采访的第一位美国记者,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了贡献。

  扬子晚报记者 冯海青西蒙·托平已经88岁了,在纽约郊外斯卡斯黛尔的家里,和他结婚六十年的妻子奥黛丽·朗宁·托平陪伴着他,儿孙满堂让这位纽约老人格外快乐,他们甚至集体穿着唐装拍了全家福。这样的合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老人家的中国情缘。是的,60年前,托平在南京紫金山上向中央大学学生奥黛丽求婚成功,与此同时,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也渐入佳境。在电话中,托平将思绪拉回到了1949年———

  ■4月23日白天 国民党将军搬钢琴上飞机

  用血气方刚来形容时年28岁的托平并不为过,这位美国联合通讯社南京分社记者,几个月前刚刚采访了淮海战役,还与刘伯承的部队照了面。不过他采访解放军的要求被拒绝了,托平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四年前二战结束时他还是太平洋战区美军的一员,他从马尼拉来华想展开自己的新闻记者事业。

  4月23日那天的南京是混乱不堪的。托平的记忆从清晨开始,因为他“天刚破晓就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了”。托平立即穿衣起床,从高楼门101号那幢美联社的二层小洋楼出发,驾车沿着中山路向长江边传来爆炸声的下关码头方向疾驰。

  托平沿路看到了颓败的一幕:成千上万的难民和疲惫不堪但尚存队型的国民党士兵,沿着中山路潮水般地向南涌来。从江北败退过来的士兵看到是中国人开的汽车就拦住不放,拼命往上爬,黄包车和三轮车也被他们强行征用。托平穿越半开着、早已无人看管的西北门(现称挹江门),来到了设施现代的下关车站———当时京沪线的起点。“垃圾遍地,空无一人”,托平感受到了一种末日的气氛,因为就在他四处探看的当儿,车站的一面墙“轰”的一声倒下了。这座由玻璃和白石墙体混合而成的塔楼式建筑,两年前刚刚竣工,如今就被国民党的爆破队破坏了。

  下关码头附近有很多仓库,“都被洗劫一空了”。“那个时刻江对面的浦口很静,看不到共产党部队要渡江的样子”,托平于是放弃继续在江边进行采访,重新穿过市区赶往明故宫机场看看那边的情况。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一位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让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一些家具搬上一架空军飞机。还有一位戴眼镜“立委”告诉托平说:“我们会回来的”,但口气中毫无底气。黄昏时分,南京一些军火库和油库的定时炸弹开始爆炸,托平看到熊熊大火映红了这座国民党首都的天空。

  ■4月24日凌晨 法新社失误让托平抢先

  国民党退役军官马青苑及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任正副主任的“治安维持会”的告示23日下午出现在街头,一些维持治安的行动开始了。托平在傍晚六点开车接上了他的同行———法新社南京分社的中国记者比尔·管,他们再次前往明故宫机场,机场上只有一架飞机,这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将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时的唯一座驾了。

  随后,托平和比尔一起在山西路附近破旧的开罗饭店里找到了马青苑。这位年届六旬的国民党前陆军师长此刻非常沮丧,他告诉前来采访的这两位外国记者:“张司令(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承诺留下来维持治安的部队没有给我兑现”。托平从马那儿获悉,马已通过无线电与共产党联系过,告知对方“南京不会抵抗,随时准备投降”。

  午夜时分,确切地说,应该已是4月24日凌晨3时20分,托平清楚地记得这个时间,他开车去电报局准备向社里发稿了。在向西北门缓缓行驶的路上,托平和比尔听到路边有人从梧桐树下冲出并用中文喊“站住!”,随即两名持枪的士兵向他们的吉普车靠拢,并用手电筒照过来问“什么人?干什么的?”比尔先开的口:“我是法国新闻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社的记者”。士兵们一听就叫起来“美国人!”然后就问托平:“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托平知道他碰上陈毅的部队了,是一支先遣队的尖兵,他们相遇的地方,“离西北门有一英里半”。很显然,解放军部队早已成功渡江进入南京,这支先遣队已穿过了西北门,让这两个外国记者给最先碰到了。

  先遣队的指挥员命令眼前的两位外国记者回到吉普车上原路返回城内,托平照办,开车就往电报局赶。在电报局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因为只有一条通讯线路,托平和比尔决定投掷硬币来决定谁先发稿。比尔赢了,他向法新社巴黎总部迅速发出了三字快电:Red stake 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托平随后发出了一篇66字的消息稿。托平刚发完电讯稿,南京到上海的电讯线路就被解放军切断了。然而法新社收到比尔的快电后以为那只是一个标题,就搁下等候后续的详讯。比尔的详讯直到早晨南京对外电讯联络恢复后才发出,这一耽搁反而让托平的消息通过美联社发稿系统第一个传遍了全世界。

  在《申报》1949年4月25日的头版上,就刊登了两条美联社发自南京的电讯稿的中文译稿,虽然没有作者的名字,但无疑它们正是托平的作品:一条是人物特写《马青苑其人》,另一条就是那条载入新闻史的消息《共军进入南京城》:[联合社南京廿四日电]共军于今晨三时四十五分接收南京。军队系由西门开入,由军官乘吉普车一辆开路,士兵沿中山路向焚烧之司法院大厦开进。共军进城后,迅速占据各要点,并接收各政府机关银行与公用事业。共军入城未遇抵抗,早起之市民均在街头,用好奇眼光观看共军。共军散布城内后,即分组排齐坐定,唱歌并听长官训话……

  ■4月24日白天 解放军围困美联社小楼

  4月24日黎明时分,托平开车到宁海路接上自己未来的岳父———加拿大驻华使馆领事切斯特·朗宁,一起再次奔向西北门。这一次,托平看到了更多的解放军,他们个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平舌帽,“附近的居民给端来了热茶热水,热情地倒进他们从皮带上解下来的杯子里”。

  从西北门返回美联社的小楼后,托平遇到了麻烦事。三位解放军战士跟着托平的中国佣人一起进了他的办公室,托平正在打字机前写稿,战士们就问佣人:“他在做什么事”。佣人不经意地说是向美国发消息。这话立即引起了战士们的警惕,几分钟后,美联社小楼被战士们围了起来,托平被限制外出,他的厨师也不能到外面采购。好在朗宁闻讯后给他送来了一些食物。“这应该是某种误会造成的,两天后门口的岗哨就悄悄撤走了”。

  ■1971年6月21日 周恩来称托平是“见证人”

  在司徒雷登8月2日坐专机离开南京经日本冲绳飞回华盛顿后,托平也接到美联社通知,只要有可能就启程前往香港。托平在他回忆录中曾写道,“司徒雷登一走,南京这个前朝国都便逐渐失去新闻中心的地位了”,坐火车转道上海再搭海轮,托平于9月25日终于离开长江口进入东海……

  托平再次重返中国是1971年,就在基辛格7月秘密访华前的6月21日,来华采访的托平获准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美国记者获准采访周恩来并发表采访全文”。周恩来接见了托平夫妇,在宴会上他对全体在座者说:“托平和朗宁先生都是我们进驻南京城的见证人。他们在1949年4月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的改朝换代”。

  1949年,留给托平的记忆,除淮海战役及南京改天换地的解放时刻之外,还有那一年的11月10日,托平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与奥黛丽完婚,随即他们又返回香港。在忆及60年前自己对南京解放的采访时,托平说:“对于南京的报道,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是我从1946年开始到1949年的这一段时间所有工作的高潮和总结。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托平将于2010年春季出版一部《转折点》(暂名)的新书,这部书里,讲述了很多关于淮海战役以及南京解放的细节。(杨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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