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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郸:关于《人山报》的有关情况
添加时间:2006-10-31   浏览次数:4677   来源:转摘   作者:敬言

近日,在读到2006年10月23日的《燕赵都市报》时,看到介绍了下面这篇文章:“英雄河北(78)活在人民心中的抗日县长——马功岑
(2006-10-23 03:21:53)
 
1942年冬,冀南第三专署机关报《人山报》刊出专栏文章并发表社论,纪念一位活在人民心中的抗日县长;第三专署还决定,以他的名字为永肥县命名。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永肥县抗日县长马功岑。

马功岑,1907年生,山东濮县人。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开始先后任濮县县委书记、邯郸县县长、永肥县县长等职。

1938年5月,马功岑赴邯郸开展抗日斗争。初到邯郸的永南、肥西时,群众对他和县大队不了解,加上敌伪汉奸威胁,没人敢与他们接触。他便反复向群众宣传,讲抗日道理,开展铲除汉奸的斗争。同时,他要求干部和县大队人员要严格遵守军纪。1941年除夕,部队回到村里,为了不扰民,马功岑让队伍露宿野外。第二天一早,群众起来拜年时才发现县长和县大队的人竟然全在户外度过了寒冷的大年三十。这件事让群众非常感动,大家说:“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

马功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身为县长,紧张的工作和频繁的战斗使他无法顾及家庭。为了方便工作和战斗,他动员妻子回家乡,临行前,也没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只给妻子准备了一口袋路上吃的玉米面窝头。

1942年12月25日,日伪军调集兵力围攻马功岑所在的县政府和县大队。得到报告后,他带部队突围,途中与敌遭遇,壮烈牺牲,时年35岁。”

于是对《人山报》感了兴趣,虽在网上查找,现将有关资料整理如下:
 
一、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一) 
 
 
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
 
 
 办报时间长,发刊多,影响大,党史词典中的唯一模范报
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
——抗日时期的我党地方报之最
朱金玲

  按:此稿经原冀南三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空军政委高厚良等审阅,高厚良为本文命名。
   《人山报》创刊六十周年前夕,抗战时期在邯郸一带工作的党政军领导人乔晓光(原冀南三地委书记、曾任省委第一书记),温光中) 曾任三专署专员,副部级)、高厚良等同原《人山报》社长翟向东(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二十名老干部共同给邯郸市委写信建议在《人山报》创刊地“曲周县曹庄老房东朱俊士宅上立一纪念碑……使之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场所”。以有多名部省级老领导为纪念《人山报》题词、题诗和撰稿。
   中共冀南三地委《人山报》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冀南的第一张地委机关报。其连续办报时间之长,发刊之多、应该之大是抗战年代我党地方报之最,其成员是后来《冀南日报》、《河北日报》的一支办报主力。曾受到冀南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宣传部的通报表彰,受到冀南区党政军领导人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的多方关照和帮助,被称为冀南模范报。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中的唯一模范报,为战争年代的我党地方报最突出者。
   它揭露敌人,鼓舞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了邯郸一带的抗战典型。《人山报》记载着邯郸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史。
   本文通过介绍《人山报》,反映了我党新闻工作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历史作为和新闻工作者为民族大业而艰苦奋斗的忘我精神;反映了各级领导对新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的深情厚谊。
一、创刊前后
《人山报》创刊于1941年3月8日,但筹备工作是从1940年开始的。是时,抗战形势严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攻高潮愈演愈烈,日寇疯狂扫荡给人们带来了慎重灾难。敌人不仅盘踞着县以上城市,连农村人口较集中的集镇都有碉堡和据点。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战和唤起民众揭露打击敌人,根据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提出的“人山思想”(即发动人山人海,进行全面抗战),地委决定创办冀南首家地委机关报——《人山报》。从延安到冀南开展工作的原八路军总政记者团第五记者组组长、一一五师陈支队教育股长胡林 依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考察和筹备工作。由于胡林 到冀南后多在三分区活动,对此环境条件有较多的了解。
   位于今邯郸东部曲周、馆陶、邱县、广平等四交界处的沙窝地带是我抗日政府开辟较早的根据地(实际只有二十余村庄,多属曲周六区),民心较稳定,不少抗日机关在此活动,三分区和地委专署领导人常在此召开重要会议,曲周县领导往来频繁,其六区干部常住于此。胡林 初来时为隐藏身份仅在曲周县文教科挂了科员的虚衔,在军分区和专署文救会协助下,曾编印发动群体参军参展的《扩补通讯》(取义为扩大和补充八路军、游击队),共发十八期,每期千余份,称之为《人山报》的前身。但一直是流动作战,无定址。这时胡林 认识了常在县文教系统流动壁报上发表诗歌和短文的抗日小学教师朱力航。二人一见如故。
 
 
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二) 
 
 
 
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
 
 
    1940年10月,胡林 被任命为《人山报》社长(据档案资料)。在招兵买马的同时,对社址问题进行了考察。曲周、馆陶等县交界(老沙河以东)的沙窝地带是各级公认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曹庄村,抗战初受日伪为害严重,民众抗战情绪很高;同时,六区区长范叶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又特别推荐了朱俊士的家庭。年近五旬的朱俊士不仅是本村朱氏大家族的族长,而且是当地很有影响的进步名人,有文化,会武术,少林红拳,鲜于敌手。擅于抱打不平和交友,有民族正义感。

  抗战初,土匪汉奸猖獗,朱俊士曾只身游说八村民众举起大刀、长矛和土枪进行万人联防,有效地抵制了大土匪汉奸王来贤、李二虎、吴作修的烧杀抢掠,群众威望很高。八路军一到,他又带头把农民自卫武装交给抗日政府,被编为抗日八大队(营级编制),成了我党在这一带创建的一支最早的抗日武装。其子朱力航1938年参加革命,结交了一些有民族大义的同学好友如范叶萍、申玉卿(曾任省公安厅长)、王荣卿(曾任国务院司长)等,又同八大队领导人成了莫逆之交。因而,抗战一开始朱俊士家便成了坚强的抗日堡垒户。

  当时的模范县长郭企之对朱俊士带领全家亲友积极为抗日作贡献的行动很赞赏。曾多次拜访并亲自主持让县秘书、行政科长胡易之(曾任国务院司长)同其子朱力道结拜。而地委领导人李福祥竟常年把其父送此避难。军分区锄奸科和县武装负责人申玉卿也都以此为“定点单位”。

  八路军路经停住的领导干部(如宋任穷、陈再道等)和伤病员更是不可胜数。常把家前院后和亲友都发动起来。尤其是使胡林 感兴趣还有两点;一、交给报社使用的一个秘密地下印刷点(石印机)就在朱俊士东院枣树园的地窖里。二,朱力航已同意调报社工作,社址于此,岂不成了以社为家。对掩护和保密更有利。于是,胡林 排板而定。社址定曹庄后,胡林 常住在朱俊士家,(后多住朱勤儒家)。

  为的隐藏,又在朱俊士西院挖了个地窖子,就是在一个七八尺深的长方形土炕上架条棚上秫秸,再用麦秸泥抹平。在坑角上留一出口,下面放个破耙做梯子上下,出口处扣个破锅或盖块石板。外观上看就是一个十足的储存萝卜、白菜的菜窖。在里边编稿和写报时就点上棉油灯。虽条件简陋,但相对安全一些。

  最初的《人山报》就是在地窖子中编印出来的。史建民在回忆中提出的“雪花飘飘从天降,窨子里边办报忙”就是描写编办人员在天寒地冻时,仍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不畏虫蛇骚扰和敌人猖狂,为民族抗战日日夜夜地辛苦工作着。为了安全和应付不利环境,朱俊士又帮助报社在家周围和村内外联系了多处落脚点,办公点,隐藏之处和“关系户”,从而使报社人员在敌人的多次扫荡中得以灵活转移。

   1941年3月8日,《人山报》正式创刊,由地委宣传部长杨易辰(曾任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具体领导,刊头由三专署专员孟夫唐(曾任湖南省副省长)题写。初期人员,除胡林 外,还有张大伟(负责通联,后任通联科长,曾任《海南日报》总编辑)、朱力航(任通联、记者等工作)史建民(负责总务,后任管理科长)、李书田等(按:报社初期人员紧缺,手续不全、不稳定,人员来去匆匆,还有人投敌而去。能坚持下来的事业型人员除胡林 外,只有张大位、朱力航、史建民三人。此年秋,原缮写员李书田离去)。1942年开始,日寇愈加猖狂,为加强《人山报》,春,调曲周县文教科长刘艺亭到报编部,胡林 任社长兼总编。秋,部队、分区,地直机关及冀南区领导纷纷派遣干部充实《人山报》。
 
 
http://zwh.hdzc.net/book/book2/book202.htm

二、《人山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 
 
  
   一九四零年,冀南三分区处于外侵(日寇的疯狂)、内患(国民党地方势力捣乱)和饥寒交迫的关键时刻,地委在《扩补通讯》的基础上,创刊了冀南三地委的第一张党报——《人山报》。 
   这年形势复杂,生活艰苦,任务艰巨。我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政府领导下,广泛发动向封建地主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倒粮斗争,一时使贫苦农民起码生活得到了改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当时的社会上,正掀起“驱鹿、拒庞”(即驱逐国民党政府的鹿钟麟当河北省长和拒绝庞炳勋来河北省接任鹿)的运动。在这之前,赶跑了“遭殃军”(多指石友三的中央军),相比之下,这是近几年来的一个较好年头。 
为了保护好这个较好的势头,我抗日根据地的各阶层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在八路军游击队的带领下,经常夜去早归到平汉铁路线掀道轨;到日寇的公路上去破交通。在根据地内,为应付敌人“扫荡”,阻止日伪的骑兵横冲直闯,坦克任意驰行,普遍发动挖抗日交通沟(沿村与村的大路上挖宽六尺、深六尺的壕沟):一来阻挡敌人的车辆跨越;二来遇有事变,便于我军民在沟内掩藏行动和进行作战。交通沟每隔几十丈还有一个开阔地带,便于农家大车交叉错道。道沟上宽下窄,中间还有一道阶梯,遇上敌人“扫荡”使便于我军作战和观察敌人行动。那时,我在曲周县六区范围内活动,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了挖抗日交通沟的活动,还曾代表县里检查验收挖沟的质量。分工的地点是寺头以北,吕洞以东,军营、曹庄、东西来村一带。从此,首先认识了曹庄村长谷兰堂(可能是支部书记)和朱勤儒(就在他家吃派饭)。接着,就是发动参军,口号是“扩大八路军,补充游击队”。 
  在这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宣传工作的威力,为了更好地动员参军,宣传群众,贯彻执行我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地交流工作经验,经三地委同意,就出版八开的石印小报——《扩补通讯》,版面立排,连出了十八期,《扩补通讯》的出刊,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编辑,跟随分区和群众团体游击活动。文救会主任刘茵同志负责通过群众团体组稿,我编好后交刘茵拿去印刷。负责石印印刷的是李平之同志。这样一张发行千余份的报纸,只有我们三个人。 
  形势的好转,宣传工作的加强,这带群众参军参战出现了热潮。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入伍的青年,骑大马,戴红花,娱乐班吹拉弹唱,新战士游街串街,办大喜事一般的热闹。在我的记忆中,或若的场面难以言表:有含着泪水苦苦要求的;有自幼当童工,受尽地主毒打而要报仇的;有满身孩子气,年龄还不到十八岁的;有结婚后日子还没过十天的;还有哥俩怄气争相当兵的……。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到《扩补通讯》在参军工作中,发挥了鼓动作用。在这段时间里,肥乡县通讯员张大伟同志来稿和采用的不少。 
  参军动员任务完成以后,冀南三地委总结了经验,肯定了《扩补通讯》小报的宣传教育作用,进一步提出来要正式出版一份报纸,明确直接受地委领导,由宣传部长杨易辰(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负责。当时的地委书记是乔晓光。时间不久,乔调走后由李福祥同志接任。报纸正式定名为《人山报》了。 
  《人山报》,顾名思义,非常明确。意在冀南三分区范围内,把广大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汇集成抗日的人山人海,在人民游击战争中,把日本帝国主义淹没在汪洋大海里。这个内容曾融于《人山报》的创刊号上发表。 
  《人山报》创刊,给三分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给踌躇的青年人带来了生气和希望。它一度成为这带人的“特大喜讯”,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在精神上增添了活力。这张报纸的版面和原来得《扩补通讯》一样,石印、八开,报道地方新闻消息。一九四一年春,这个地方普遍闹灾荒,馆陶县房儿寨群众开展起向地主的借粮斗争。开始是说理斗争,整个斗争过程都贯彻了这一精神。此间,许多开明绅士深明大义,为了抗战,本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精神,主动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低利借给贫苦农民。有的顽固地主却赌咒发誓,死也不肯,置多数贫苦人死活于不顾,粒粮不借。更有甚者,还妄图借春荒之机大捞一把,囤积居奇,高利盘剥,趁火打劫。据此情况,经过说理,本人说明、再经群众调查,区别实际情况,划分界限,不同对待。对于顽固地主家查出的粮食、由贫农出具借条分用渡荒,付给低息,由抗日政府保证偿还!对强硬的地主则进行说理斗争,使他低头交出。这条消息,《人山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对支持和鼓励贫民顺利开展借粮渡荒激发抗日热情,加强政、民关系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诸如此类的大型报道还有不少,如《欢送唐哲明专员离任、欢迎孟夫唐专员就职》、《孟夫唐专员发表实政方针》、《我八旅二十二团粉碎敌人“铁壁合围”的律吕洞固战斗》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正因为报纸发挥得效能之大,引起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关注,一九四二年春,受到冀南区党委的奖励和通报表扬,从报道的方针、版面的安排,印刷的质量和具体内容等主要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而後,报社同仁更加发扬这种精神,保持了上级授予的荣誉,使《人山报》越办越好。  
 
 三、《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开始发行

《长城在线》 2006-3-1 9:03:15
 


  (记者乔宾娟)今年3月8日,在《人山报》创刊6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一本全面介绍《人山报》的书籍《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也开始在邯郸市面上发行。  

  《人山报》是邯郸一带最早的地委机关报,它正式创刊于1941年3月8日,社址在邯郸市曲周县曹庄村。其筹备工作是从1940年开始的,当时,抗战形势严峻,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战和唤起民众打击敌人,根据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提出的“人山思想”(即发动人山人海,进行全面抗战),中共冀南三地委决定创办冀南首家地委机关报———《人山报》。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山报》过渡到了《冀南日报》。全国解放后,《冀南日报》又过渡到《河北日报》。《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一书通过一些曾在《人山报》工作或与之有过亲密联系的人员的文章,介绍了《人山报》的创刊、报道、发行等情况。全书由朱金玲执笔完成。 (2006-03-01 02:22:03) 
( 稿件来源: 燕赵都市报)(实习编辑:曹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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