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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北京市区藏友:收藏家秦杰(附图)
添加时间:2007-11-10   浏览次数:3720   来源:转摘   作者:


   “ 红 色 收 藏 师 ”秦 杰     2007-03-25 13:27:00

秦杰

秦杰

    他以四十本书感动评委,摘得北京市首届「藏书状元」的桂冠。他的藏品数量虽然不多,但件件都是精品──李大钊的遗著,毛泽东的诗作,文艺家挥毫的真迹……每一件珍品都凝结著一段历史,每一册书籍都蕴含著厚重的文化。在区区两间书房的空间里,他垒起了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书籍博物馆,圈里人称其为「红色收藏师」。

    秦杰,现年五十岁,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各大拍卖公司典籍鉴定专家,多家收藏类报刊特约撰稿人。在炎夏的一天,笔者拜访了秦杰。谈到藏品,他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红色收藏是我的专项」,原本约定两个小时的采访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五百本字帖叩开收藏艺术的殿堂

    秦杰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艺术殿堂的门前徘徊过久的话,他或许永远也跨不进那道门槛。而就在他徘徊在收藏的门槛前时,一位文化界的要人指引著他迈出了第一步。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老革命的家庭往往首当其冲。秦杰家在北京,父母都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教育工作者。十岁的小秦杰开始了抄家、批斗、「蹲牛棚」的生活,一九六九年又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五七」干校。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朱熔基夫妇都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

    十三岁正是学习好时光,秦杰却无学可上,母亲便请时为养猪队长的张鲁泉教他学习书法。但秦杰却看中了教习书法的字帖,经常观阅张鲁泉藏在床底下的古今字帖,也为日后的收藏打下了知识基础。一九七三年,张鲁泉被周恩来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秦杰一家不久也回到北京。见小秦杰酷爱字帖,张鲁泉便特许他到故宫观摩书法真品,用秦杰的话说,「张伯伯给了我这影响一生的机遇」。

    一九七四年,随著国家文化政策的短暂松动,北京出现了小规模的旧书交易市场,秦杰开始大量购买廉价的字帖。「七分到三毛钱一本,但很少有人买,旧书市场冷冷清清」。也是在这时,秦杰开始有了收藏的「系列化」意识,他把购买的字帖分门别类,收集完整,然后向父辈们炫耀。当他购买到第五百零一本的时候,他的父亲不禁震动了,那是道光年间一位状元的真迹,还附有另外七位书法家的题跋,确为珍品。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借走后甚至想据为己有,数月不还,秦杰的父亲硬是亲自登门索回。

   「我买了五百本『垃圾』字帖之后,终于『入道』了,但这五百本给我搭起了知识的架子。」可这仅仅是「入道」,秦杰离一个收藏家的标准还相差很远。视野豁然开朗的他不再局限于收藏字帖,唐诗、宋词、明代版画、清三代的诗作等广而博之。旧书市场低廉的价格,加上收藏时无尽的快感和占有慾催著他更加「疯狂」地购买古书典籍。

「红色收藏」柳暗花明

    尽管秦杰对典籍收藏如醉如痴,也能狠心作大笔投资,但是旧书的价格也在一路飙升。一九八二年秦杰大学毕业后,他在古籍收藏方面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不仅是因为经济上的拮据,更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障碍。「一本书从三毛钱涨到八十多块,没道理啊!不买!」就在这种心理的束缚下,他错过了很多的珍品。

    特别是一九八七年内地第一次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以后,「财大气粗」的台湾同胞大量购买古旧图书,且不问价钱高低。有限的供给与无限的需求使得旧书价格飞涨,秦杰眼盯著上好的佳品却不再购买。他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每想起错过的书籍珍品,我心如刀割,夜里做恶梦,想掌自己的嘴巴啊!」,「那时候我就是觉得(旧书)不值那么高的价钱,就像现在有人觉得一百万的宋版书简直胡闹。不!宋版书是八百年前的,手工雕版的啊,欧洲十七世纪的书可以卖到几百万欧元,高出我们几十倍,旧书是祖先留下的文化载体,怎么能不买呢?」

    一九九○年,他终于要尝试著走出困境,转而致力于在近代出版物中,寻找稀见的、艺术价值高的、国家馆藏不足的、原汁原味的、能反映时代特征的革命文献,即后来被称为「红色收藏」的系列。他带著这个想法和一份书单拜访了收藏界泰斗、时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结果受到了姜德明的肯定和鼓励。

    近代革命文献时间跨度较短,供应充足,价格也低,当时还没有引起收藏界足够的重视。于是他又回到了少年时期大肆购买字帖时的畅快心境,「延安的出版物两块钱一册,晋察冀的每册一块钱,非解放区的刊物每册五毛钱,成捆成堆的买,摆放在床上分门别类,精挑细拣。」说到这里,秦杰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九七年,北京市举办第一届藏书大赛,秦杰所住的西城区共有三人参赛,另外两位分别是已退休的原农业部部长和现役中将,藏书条件优越,数量惊人。六名评委在参看了这二位的书房后,觉得没有必要再细看秦杰的藏书了,于是只派了妇联的一位评委到秦杰藏书处,结果大惊失色,立即召集评委会全体成员重新评估。

    秦杰亮给那位评委的是四十本革命先烈的早期著作,也是他「红色藏品」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隐失多年的李大钊学术著作《史学要论》、闻一多《七子之歌》首刊的原件、毛泽东晚年追寻多年未果的《政治周报》(一九二六年创刊于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本人主编,是毛亲自编纂的为数不多的刊物之一)、周恩来早年亲自编辑的刊物等。据秦杰介绍,在比赛的展览现场,许多先烈的后人闻讯赶来,声泪俱下,没想到民间还有这样一位「有心人」在珍藏著父辈们革命的足迹。

    著名诗人冯至在世时曾造访秦杰,见到了自己当年发表处女作的刊物《沉钟》杂志,感动得泪流满面。中国国务院某位担任要职的领导,发现秦杰竟然藏有其父亲全套的出版著作和文革时期遗失的大量书信。他至诚地说:「秦先生,你好好替我保管著!将来要重见天日的。」

藏书界异口同声:“写毛泽东,找北京秦杰就行了”

    有关毛泽东的藏品是红色收藏家们不可绕过的“重头戏”,作为公认的“毛泽东著作收藏四杰”之一的秦杰,自然也是倾力追求毛的著作和有关出版物。一九四二年以前毛泽东共出版了四十余部著作,秦杰如数收藏。另外还有刊登《毛泽东自传》的原版《文摘》杂志(1937年8月1日),毛泽东避讳的《阶级争斗》等典籍。

    有一次,《光明日报》系统急需一篇全面介绍毛泽东早期出版物的文章,报纸排版在际,特向收藏界老前辈们 “请招”,藏书界异口同声:“写毛泽东,找北京秦杰就行了”。秦杰连夜赶写的文章替《光明日报》社解了围,并配有原汁原味的插图。秦杰说:“前辈藏书家引领、提携后辈的品质值得当代藏家学习,藏书与修身养性是个人的事,但文化的承传和发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是受到三本书的启发走上革命道路的,它们是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路明灯’,即《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但其实第二本书的原名是《阶级争斗》,恽代英翻译,毛本人说错了书名,难怪中共党史博物馆在全中国范围内查询,也没有找到,无法完整地收集到作为毛泽东“指路明灯”的三本书,秦杰找到了,填补了国家馆藏缺失的一份重要文献。

    收藏关于毛泽东的文献,需要有丰厚的革命史知识,否则即使碰到珍贵的文献,也可能在无意间错过。此外,秦杰认为,作为藏家,他还要熟知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藏状况,秦先生称,他能随口说出任何一本毛泽东著作的馆藏地址和收录情况。

秦杰语录

“我觉得藏书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四句话:藏书与学术接轨;藏书与修身立业结合;藏书与投资双赢;藏书与国际文化交流。”

“真正的收藏和数量没有关系,与经济价值也没有关系,唯一的价值是:精品,个人的特色也只有通过精品才能表现出来。”

“如果香港有一位文化人去世,而他的后人要卖书,我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赶到香港。圈里人知道,我有随时动用资金的能力,既I T业精英、演艺界名流、民营企业家、党政官员中想要投资古旧书刊的朋友们都愿意通过我来寻觅珍籍。十年以内,我在中国藏书界最起码在前十名以内,北京市前五名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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