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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报友:报缘三十载——我与中国老报刊收藏
添加时间:2007-11-07   浏览次数:3298   来源:   作者:李润波

我与报纸收藏,冥冥中有一种缘分。1972年春节,家父让我清扫一下我们日日生活的农家小院,发现一个失效暖瓶不好处理,于是打算埋掉。挖坑时忽闪一念——何不放点儿东西进去,若干年后被人发现该多有意思。埋藏什么呢?思来想去想到了报纸。报纸上边有准确时间、当时社会动态。于是找来两张《北京日报》和一张《参考消息》卷放在瓶胆里,然后加上塞子,并在塞子上包了一张香烟衬纸。那年自己才15岁,竟然能够有这种意识。
1979年冬,《北京科技报》刊出知识竞赛题,年轻人等争相填答。在答题时,才感到自己知识的匮乏。为补充知识,开始剪报,把在报刊中发现的自己喜爱的文章裁剪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旧杂志上以备随时查阅。剪报,成为是我走上集报之路的第一步台阶。
1983年春,在岳父家的厢房顶架上,发现一捆报纸,捅下来翻看,都是1966年至1970年间的报纸,其中有一份1969年的《光明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高论——《评新编歌剧〈白毛女〉》。说的是原来剧情中杨白劳在地主恶霸面前唯唯诺诺,太窝囊,丧失劳动人民骨气,改编后的剧情是杨白劳面对地主的讨债,怒火满腔,高举扁担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狼狈而逃。文章最后评论道,这就大长了贫下中农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我当即意识到,这种特殊历史阶段的报纸也是历史的见证,将来研究“文革”历史,这些报纸一定大有用处。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收藏“文革”报。收藏“文革”报,是我跨上了集报之路的第一个平台

在常人眼里,报纸是新闻媒体,其功能就是传播新闻信息,当报纸上的新闻信息映入眼帘以后,那份报纸的也就成了废纸,很少有人下意识保留,因而自然留存下来的极少,加之自然酸化、虫蚀鼠啮、战争焚毁、搬迁遗弃以及政治运动的梳理,能够侥幸躲过罹难而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都已成为珍贵史料。因而,我将晚清至民国的报刊视为收藏的重点。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现已收藏到这一历史时期的珍品报刊一百多种,2000多件,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运动时主办的《时务报》、《昌言报》、《集成报》、《新学报》以及后来成立“保皇会”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
收藏有时靠运气,现在流行说法叫“捡漏”。以前,人们对老报纸的认识有限,捡漏的机会比较多。1992年,一次在北京劲松北口旧货市场闲转时,发现一家店铺里摆着一沓小报,黄色封面,上印朱红大字——京报。这不是集报界盛传已久的黄皮《京报》嘛!摊主见我盯上那些小报,赶忙起身介绍,说这是过去皇宫里的小报。我一听他外行,便和他聊起《京报》的身世来,摊主见我是个行家,痛快交易。意想不到的是,在那沓《京报》中还夹带着一张官印的《宫门抄》。《宫门抄》也算是报纸的一种,清廷内务府衙门将每日的皇帝《起居注》和要事用极简单的语言印刷在一张小纸条上,随《京报》发给京城官宦之家。因《宫门钞》用纸太小,纸质又极脆,很难保存,故传世极少。
在故纸堆里寻“宝”,靠的是眼力。所谓眼力,就是识别能力。一次,在潘家园旧书摊发现几份《内阁官报》,细看报头,有“宣统九年”字样。粗通历史的人都知道,宣统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在位仅三年,这“宣统九年”又是怎么回事?我判断其中一定大有文章,于是果断买下。回家细读内容,方知是张勋搞复辟时的刊物。张勋复辟闹剧仅上演12天,《内阁官报》也只出版8期。因复辟帝制不得人心,闹剧过后,那些刊物自然遭到销毁,故原件存世极少。笔者所遇共5期,上边还嵌着“寿泉老人”的藏章呢!经考证,当为民国古钱币收藏大家戴保廷印章。
收藏的最大快慰,就是以很小的代价,得到特别珍贵的藏品。一次,有位经营古书的商户电告,说有十几张民国六年《神州日报》是否要。《神州日报》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创办,影响较大,于是电话商好价钱便赶过去。翻检时,眼前突然一亮——一份清代光绪34年的《神州日报》竟然也夹在其中,心情非常激动。慢慢打开一看,更是大吃一惊,居然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行”的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死亡很蹊跷,相距不到一天时间,但同时向社会发布,整整两个版面都是相关内容,中间还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摄政王载沣的图片。真是打兔得獐,大喜过望。
收藏的乐趣,其实就在于总不断地有意外的惊喜在前边出现。我的家距离京城70多公里,每次进城都不放过转市场的机会。有一次已经下午4点,赶到月坛公园时正赶上散市。走到一个地摊前,看摊主正将半袋子书装好,准备回家。问什么书,说是日文书。打开看看!结果发现是大正年间和昭和年间的《外交官报》,《国家统计杂志》,问多少钱一本,说给个价都卖你。结果200元都拿了过来。回家打开一看,大吃一惊,里边居然有20多本《清议报》和10多本《新民丛报》,真是激动难抑。《清议报》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组织出版的保皇派报纸,由于强烈抨击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大臣,因而严禁传入大陆。流传下来极少。而《新民丛报》是和《清议报》一脉相延的另一种政论报。价值也很高。原来所藏的一份《新民丛报》是花了800元才到手的。

当代集报,队伍非常之大,十几年前就有百万大军的称谓。这些收藏者,追求目标各有不同,有追求收藏数量的,有追求品种的。但我没有向这方面考虑,我觉得收藏的真正目的是抢救历史,藏品没有历史内涵,收藏就失去意义。因此,在整个集报过程中,一直坚持两个基本点:收藏晚清报;收藏报道重大历史事件报。
从新闻史角度讲,晚清时期的报纸是中国现代报业的源头,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新闻报纸的形成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由历史上的“邸报”和“邸钞”演化而来,一是由西方宗教教会引进而来。前一类的报纸在北京古书店和市场上偶然可见;后一类的报纸在上海时或可遇。这些年来,常在北京和上海徘徊,收获了不少珍品报,仅《京报》就有8个报房印发的60多份原件。现在,我手中最早的报纸是嘉庆八年的《邸报》、道光年间《京报》,还有一些属于原始手抄的“白皮报”和大臣给皇帝的奏折、密折、禀折等。这些藏品新闻史专家见了都为之瞠目。而清代官报系列也有十几种之多,有的还是创刊号。清代《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字林沪报》、《白话日报》、《北京日报》以及晚清图画新闻报等的收藏也较为丰富。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数不胜数,将收藏目标锁定报道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报纸,就等于拥有这段历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所收藏的报刊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国近现代史概貌。报道戊戌变法的报纸,从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到张之洞主使汪康年改办的《昌言报》以及《新学报》、《知新报》、《集成报》, 我都有一定数量的收藏。报道辛亥革命的报纸,从武昌起义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再到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基本每天都有。“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那一时期的报刊如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蔡元培先生创办的《旅欧杂志》、《华工杂志》、北大学生会会刊《新潮》、北京《晨报》、《国民日报》及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建设》杂志等,多“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重要活动,多有大量记述,研究价值极高。因此我对这一时期的报刊收藏下力量很大,收藏数量亦较可观。之后的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时期的报纸收藏也比较有成效,重要时期的报纸基本都有收藏。
我所收藏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报刊重点在两端。前端收藏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及日本在侵华时期出版的各类画报。后尾收藏有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然后日本请求投降、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与盟国在密苏里舰签字以及9月9日在中国战区签字投降的要闻报道。
解放战争报刊在我的收藏门类里数量最大,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国共双方各阶段的报纸都有收藏。其中三大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直到第一届政协召开、开国大典等重要历史时刻的报刊资料,几乎每一天都有,每次展出都能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收藏只是一个手段,其目的在于利用。我对老报刊藏品的利用有两种方式,一是办展,再是出版资料。为展示收藏,自1993年起,我在家乡平谷区旅游景点和北京高校、文博单位多次举办展览,但规模小,流动性大,效果不甚显著。2000年世纪之交,突然萌生一个建立世纪阅报馆的想法,几经努力未找到适宜场地。直到2004年4月18日,才在平谷区档案局的鼎力支持下,正式建立“世纪阅报馆”。展室面积虽然也不大,但展出内容比较丰富。展览内容分为“晚清报刊”、“民国报刊”、“民国美术艺术类报刊”、“铁蹄下的中国”(日军侵华画报)、“八年抗战”、“抗战胜利每一天”、“国共谈判”、“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渡江战役”、“政协会议召开”、“新中国成立”共12部分。
老报刊是旧时代的缩影,很多先人的生活信息都在那里留存,阅读这些老报,能够原汁原味地感受历史时空,观众感到惊奇,因而参观者众。在三年多时间里,竟有来自24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0万观众前来参观,这其中就包括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国家监察部部长李致伦、北京市长王岐山等重要领导。江泽民同志原定观看20分钟,结果参观时间长达55分钟,他边看边问,表现出浓厚兴趣,临走时还亲笔为报馆题写了馆名。为充分发挥藏品作用,去年8月到10月,世纪阅报馆还曾移师厦门,举办一次“中国大型老报纸收藏展”呢!
世纪阅报馆既可以作为公众历史教育园地,也可作为学术研讨基地。中国新闻史学界专家学者在参观后,一致盛赞世纪阅报馆藏品珍贵,并将世纪阅报馆命名为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基地。2006年10月22日正式挂牌。现已经有许多新闻专业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前往参观调研。
在从事收藏活动的同时,我还特别注重对藏品的研究,自1994年以来,在收藏类报刊发表论文和藏品介绍300余篇,已出版《故纸遗音》、《老报纸收藏》、《老期刊收藏》、《旧版书收藏》专著四部。鉴于我的收藏和学术方面成果,中国新闻史学会增选我为常务理事。这份职事,全国才有二十几人,都是名牌大学新闻学院博导、硕导级专家,而我这个民间普通藏报人,居然被新闻史学界的专家所推崇,自觉汗颜不安。为副雅名,惟有暗中发力,不断推出新成果。眼下正主编《中国百年体育图录》一书,应该算是近期最大成果之一。这部书自去年9月着手,日前刚刚截稿,内中收录了我和上海冯建忠、安徽冯艺三人所珍藏的中国近代以来历次大型运动会史料图片2800多幅。计划出版规格为大16开本,550页,精装彩印,是一部权威的体育史料大典。今年年底将由安徽出版集团出版。
老报纸是时代的缩影,世纪阅报馆是历史的“富矿”,社会很多行业都可以从中挖掘出所需要的史料。但对藏品的利用过去一直保持封闭,近年来才渐趋开放。几年来,社会团体搞大型活动经常拍门找来,要求借用老报刊资料或图片:北京报刊发行局搞宣传展,借用图片近百张;北京宣武区在长春寺举办老北京文化展,借原件50件;北京日报社新闻大厦制作背景墙,全部使用我提供的老报纸珍贵图片;中国记协大厦内部新设置的报刊雕像,也都使用的是我提供的图片。为庆祝今年的记者节,中央电视台眼下正紧张拍摄《记录中国》三集连续纪录片,所使用的大量的背景图片资料,也都是由本人提供的原件进行拍摄的。
现在,随着世纪阅报馆知名度的提高,前来查询资料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很累,但也觉得挺值,毕竟自己的劳动已经被社会所认可,人生的价值得到了一定体现。我辛苦,我荣耀,我自豪。

收藏,是当代最热门话题之一。20多年来,社会新闻媒体一直把我当作收藏界排头兵来关注,自1987年起,每年都有报道。1987年2月《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报道我的古钱币收藏情况,1988年新华社向国际传媒发了通稿。后来他们发现我收藏老报刊成果更大,于是改以报道报刊收藏为主,1994年以来已经有上百家新闻媒体予以多次报导,仅央视就有4个频道做过专访,新华社还向国际新闻组织编发过通稿呢。
我收藏了新闻,新闻也收藏了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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