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搜索出北京的许善斌先生收藏证照，其中藏有一些报纸，主要有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头版，用醒目的大字报道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不过老许介绍说，不管是《人民日报》还是《光明日报》，在刊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照片时，都没有凑够数。尽管这些委员大都是一些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但在当时的社会里也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像，名字和形象不能兼得，关键时刻也就只能留下遗憾了。一份报纸的头条把10月1日写成了“一号”，可能是初次使用公元的缘故，现在还有不少人仍然把“日”说成“号”，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全文如下：

 　   许善斌是北京最早致力于证照收藏的民间收藏家，10余年来蛰伏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宝”。在他的收藏中，不乏一些世所难觅的孤品和珍品，透过证照这一小小的放大镜，犹如穿越了时光的长廊，那些被时光磨砺和淘洗过的往事，开始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许善斌

　　他把收集证照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

　　67岁的许善斌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扎根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他收集的旧证照、票证自成一家，在全中国算得上是独一份了。不过，许善斌的名片却与别人有所不同，上面没有什么繁复炫目的花纹和装饰，雪白的纸片上只有寥寥数字，写明了老许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不过，最吸引人目光的要数名片的抬头了，上面工作单位和职务只写着8个大字：收集旧纸片的老汉。

　　许善斌搞收藏开始时也没有什么高尚的念头。上世纪90年代，当老许刚刚进入潘家园市场的时候，也正逢收藏热刚刚开始升温，只不过那时候，人们的目光还往往集中在字画、瓷器等传统收藏项目上，市场上买卖证照的也还寥寥无几。

　　那时，各式各样的旧硬皮笔记本刚开始在旧书摊出现，因为很少有人问津，价钱低得跟一包方便面差不多。这些硬皮笔记本偏偏能勾起许善斌的回忆，他每次都忍不住要多扫几眼。老许回忆说，有天晚上，他突然间醍醐灌顶，一拍大腿，跟着别人后面搞收藏根本没出路，只有独辟蹊径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从此老许确定了自己专门收藏票证的方向。

　　在老许看来，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也自然是证照资料的高产地带。潘家园是北京第一资源地，自然也就是全国第一的货源地。10余年来，老许成为了潘家园最坚定的老主顾、熟面孔之一，也是这所收藏界“黄埔军校”里最真诚、勤奋的学生之一，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他几乎从未“缺课”和“迟到”过。

　　“我为了它们没少吃苦，也没少受穷，我爱它们胜过爱自己。”

　　直到今天，老伴儿说起老许对证照的痴迷，言语中仍然难免流露出一丝嗔怪和埋怨，她笑言老许散尽千金，以致弄得家徒四壁，生活水准也由“小康”直接倒退回“低保”。不过嗔怪归嗔怪，她还是默默地支持着他的收藏事业。如今，夫妻俩当年的结婚证也成为了老许珍贵的收藏品之一，不仅见证着那段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也见证着他们夫妻数十年如一日的相濡以沫。

　　有媒体报道称，老许花“10万巨资购买历史碎屑”，但是“碎屑”拼在一起便不碎了。就拿他收藏的那些硬皮笔记本来说吧，在他年轻的时候，拥有硬皮笔记本可是身份的标志，都是些表彰大会的纪念品，老百姓拿它就跟宝贝似的。没人舍得用来写字。因为“旧情”的驱使，老许忍不住干起了“去粗取精”的活儿。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收集整理出一套“硬皮本大全”：首先是“第一系列”，“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会议”等；还有“人物系列”，纪念雷锋、王杰、焦裕禄；还有“政治事件”、“科技教育类”等等。最稀罕的是一本光绪年间的硬皮本，居然在里面登了铁路客运、邮政、电报、印刷、教学器材等好多广告。他由此想到，那个本子的设计者肯定是个有“经济意识”的人。摄影家李振盛在为老许的《证照中国：1949—1966》作序时称，证照可以看作是从“历史老人”身上掉下的“毛发、牙齿、皮肤、骨骼”，从这些证照上，可以提取那个时代的“基因”，做到“以小见大”，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从而为“克隆”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把老许收藏的那些各种会议的入场券、讣告、请柬、门票、布告、毕业证、结婚证、执照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微型中国历史。　　

　　旧纸片上凝固时光，证照背后有故事　

　　许善斌在收藏界小有名气，不仅靠他的证照藏品，更重要的是他的证照背后都有故事。

　　许善斌收藏的第一本证照是上世纪6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工会征收会费的卡片。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师们都在上面——李苦禅、李可染、刘开渠、黄胄等，他们当时的工资看来也就一二百块钱，有缴两块钱的，还有缴一块钱的。纸片虽然小，可是却折射出一点时代印记。

尼克斯的故宫参观路线图

　　有一次，老许在摊位前发现一幅故宫博物院的参观路线图，再一看让他吃了一惊，上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尼克松总统参观路线示意图。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的东西怎么也流传出来了？再仔细一看尼克松从哪里入口，到哪里参观，到哪里休息用红线标得清清楚楚，而且后面还附了一封信，是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盖着故宫革命委员会的大印。摊主要价300元，当时老许身上钱不够没买。第二个开放日他早早就去了，但摊主却不见了踪影，他找了半年还是大海捞针。再后来偶然在北京东四环的双龙旧货市场发现了它。摊主只要100元，他给了80元终于成交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结婚，讲究要置办“三转一响”，自行车是其很重要的“一转”。许善斌的收藏中有一张邮票大小的自行车存车票。他说，这张方寸小票有丰富的信息：存车票顶上是告诫偷车贼的“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这是小纸片的时代精神；中间是“贰分”，钱数用了方框；左面是“存车加锁”；右面是“灯物自理”；下面是“红桥区存车收据”和收据编号。

　　在3000多张票证中，许善斌最喜欢的宝贝中有一张清朝的毕业证。从资料上看清朝末年办的这间学堂，共发了100多张毕业证，流传到现在只剩下了4张，属于国家的珍稀藏品。

　　还有一个有130多年历史的“结婚证”，婚书上写的时间是“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历1872年。婚书的封皮上就看出了我们先人的聪明劲儿——把两份婚书折叠在一块儿书写，所以这张婚书上面的“天作地合”各有一半，男女两张合在一起才能完整。这个奇思妙想把“天作地合”的意思表现得淋漓尽致。

彭真的党费证

　　老许还收藏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手册，这种代表证总共才600来个，流传到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代表手册上讲的是怎样签到，怎样使用汽车，怎样进行医疗，怎样进行联络，怎样看“怀仁堂会场及其附近简图”。最有意思的是还教代表怎样使用麦克风，强调话筒离嘴须在2寸以内，用了三四百字才算说明白了。

　　如今，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1载岁月，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旧闻旧事渐渐消逝在了滚滚的历史的洪流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老许的收藏中，还有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头版，用醒目的大字报道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不过老许介绍说，不管是《人民日报》还是《光明日报》，在刊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照片时，都没有凑够数。尽管这些委员大都是一些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但在当时的社会里也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像，名字和形象不能兼得，关键时刻也就只能留下遗憾了。

　　老许指着一份毛主席宣读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说，这是一张1949年10月1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散发的传单，传单上描绘出了新中国的大体轮廓，看后让人精神振奋。不过这份报纸的头条把10月1日写成了“一号”，可能是初次使用公元的缘故，现在还有不少人仍然把“日”说成“号”，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此外，老许手中还有一些伟人追悼会的请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一张鲁迅先生母亲的殡葬讣告，为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一手操办的。讣告前的祭文是周作人先生亲笔写的。

　　从收藏“保管员”到“研究员”，他的愿望是建立一个“证照博物馆”

　　当初老许刚进入收藏市场时，也不免抱着“脱贫”的目的，眼看着人家下海的、炒股的都发了家，他也希望通过几次“捡漏儿”，让家里的生活富裕些。可是没想到，不仅没能“捞上一把”，反而为此搭上了大半家产。尽管花费了几十万元，换来的却是不能吃也用不上的3000多张旧纸片，但老许却乐在其中。老许言道，收藏证照，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证照这东西，有钱人不愿碰，因为升值慢、保存难，几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有大学问的人不屑碰，因为难免会被人议论为没有知识含量，大材小用。然而也正是因此，让老许剑走偏锋，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些年，他几乎垄断了北京的旧证照市场，一些有价值的藏品大多被他收入囊中。如今，当被问及这些藏品价值几何的时候，他总是笑着说：无价之宝。

　　在老许看来，搞收藏，首先要有一颗怀旧和好古之心，急功近利者永远做不了收藏家。就像谈恋爱那样，真正的爱情是从心底里爱她，而不是考虑她爹是不是当官的，家里是不是有房有车。还以老许收藏的各种旧式笔记本为例，别人不屑问津，老许却将其当成宝贝……

　　正是这种“旧情难忘”，让老许一下子就被证照“俘虏”了。曾有朋友问老许为何对证照如此痴迷，老许回答：这些旧纸片在你眼里和在我眼里不一样，就如同是初恋情人给了你一条手帕（当年最时髦的定情信物），在别人眼里是一块过了时的“破布”，可是在自己眼里它就是记忆的“录像带”，可以让自己重新回到“浪漫时光”。如果有一天万一得了心梗，在面前晃动这条旧手帕，一定比什么起搏器都灵。

　　许善斌在《收藏而已》中曾说：发掘历史证据不能光靠搞历史的“正规军”，也需要搞收藏的“游击队”大力配合，因为收藏队伍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肯定能搜到“正规军”所找不到的东西。

　　如今，老许正在努力从“保管员”向“研究员”过渡，他常常趴在电脑前对藏品进行一番“深加工”，并且相继出版了《证照百年：旧纸片上的中国生活图景》、《证照中国：1949—1966》、《证照中国：1966—1976》等书籍，和读者一起品味藏品，分享收藏的快乐。老许说，他的下一个愿望是建一个“证照博物馆”，那时候，他会把自己的藏品全部捐出来。正像他在博客签名中所写的那样：向后看——以史为鉴，才能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