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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海钩沉:揭秘《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背后的故事
添加时间:2012-04-15    浏览次数:3870    作者:杨敏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这么重要的思想不宣传不报道,那邓小平他老人家来广东干什么?我们豁出去了”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一行即将离开深圳,前往珠海。

  自从邓小平一行于1月19日抵达深圳,几天来,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在港澳和海外媒体上不胫而走,但风暴眼中的深圳,却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公开报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感到,“好像邓小平从没有来过一样”。

  一时间,社会上猜测和谣言四起,说邓小平在南方批评北京了。吴松营向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副书记厉有为提议,发消息正面回应,以平息谣言。

  早餐之后,他跟着李灏到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向邓办主任王瑞林汇报。王瑞林听闻后表示:邓小平马上会出来,可直接向他请示。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邓小平辞去一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完全退休。此后,他要求对他的活动不再作公开宣传报道,这已成为惯例。

  这天早上,邓小平心情很好,早饭比在家还吃得多些。他走出来后,李灏迎上去请示。邓小平耳朵有点背,没听清,在一旁的女儿邓榕凑在他耳边,大声重复了一遍。

  邓小平“啊”了一声,略停一下,摆摆手:“不破这个例。”

  珠海:别无选择

  破例的是时任珠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

  1月23日早上9点半,梁广大乘坐拱北海关新下水的902号缉私船,等候在深圳蛇口码头。

  40分钟后,邓小平的车队抵达。那一天,邓小平穿的是一件灰白夹克,看起来精神很不错。

  1984年1月,邓小平曾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时任珠海市市长的梁广大全程陪同,这使得他成为唯一两次陪同邓小平视察的特区领导人。时隔8年,再次见到邓小平,梁广大感觉非常亲切。20年后,梁广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次见面,仍然历历在目。

  就在邓小平和送行的李灏等人告别之际,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把梁广大拉到一边说:“老人家在深圳这四天里好像很想说话,但是没有完全讲出来。一会儿到了船上,我们俩分工向老人家汇报一下工作。我汇报省里的情况,你汇报特区的情况,把问题都端出来,各不超过15分钟,多听听老人家的意见。”

  在902号缉私船前舱,谢非、梁广大、邓榕和王瑞林紧紧围绕邓小平坐下。谢非和梁广大将当时广东省和珠海经济特区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邓小平和盘托出。

  他们的汇报,引发出了邓小平早已深思熟虑的思考。两个小时的海上行程中,邓小平毫不留情地批驳时弊,发表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讲话。船在珠海九州港码头靠岸了,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梁广大深感,这些讲话事关中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他专程让人到澳门买了6个进口原装的小型录音机,他自己随身带一个,时任珠海市副市长雷于蓝也带了一个,另外4个让随行干部随身携带。

  为确保万无一失,梁广大还专门嘱咐邓小平准备前往视察的亚仿、江海电子、生物制药厂等企业的老总,让他们也去澳门买了新录音机,全程录音。

  “1988年,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了一本书,名为《1999,不战而胜》,结果不到1999年,苏联就垮台了,东欧也发生了巨变,西方社会认定中国迟早会步他们后尘;国内对广东省和经济特区的误解和指责也很多。”梁广大说,“汽车开到山坡上,忽然没有油了。怎么办?其实当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因为,一松油门就会掉进万丈深渊,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上开。”

  梁广大完全知道发表报道的风险,但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一定要让世界听到小平同志的声音,一定要让国际社会知道,小平同志的身体非常健康,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不可逆转。”

  2月13日,梁广大约请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的社长来珠海,精心挑选了20多幅邓小平视察珠海的照片,希望他们刊登,以支持特区发展,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第二天,这三家港澳媒体用头版或整版发表了这些照片。这是关于邓小平南巡最早的大篇幅图片报道。

  2月21日,《珠海特区报》头版以《巨大的鼓舞,亲切的关怀——小平同志视察珠海经济特区》为题,刊发了邓小平视察珠海的大幅照片,并配有千字通讯《邓伯伯,您好!》。这是境内关于邓小平南巡的最早报道。

  深圳:两句话的报道

  珠海的报道出来之前,深圳方面对邓小平南巡只有两句话的隐晦报道。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是1985年才调到深圳工作的,邓小平1984年来经济特区视察时他还在北京工作。据他回忆,他到深圳后,年年都请邓小平来深圳视察,邓小平都没来。但1992年,“不请自来”。

  接到的通知上说,邓小平是来广东“休息”的。来之前,邓办先遣组交代了多项注意事项:不听汇报、不作报告、不予报道,等等。

  1月19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深圳。当晚,邓办主任王瑞林和广东深圳两级领导在深圳迎宾馆6楼开碰头会,王瑞林提出,邓小平在武昌作短暂停留时,就有重要谈话,深圳市委要指定专人作详细记录,否则将会造成历史的重大损失。

  会上决定,由吴松营负责作记录。他深感责任重大,会后找到《深圳特区报》副总编、深圳方面随同邓小平南巡的唯一文字记者陈锡添,要求他一起来作记录工作。

  在后来的许多照片里,都能看到他们,站在邓小平身后,西服的左上角别着小小的孺子牛图案的红色圆形标志。有时候,他们需要蹲在邓小平座位后面,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奋笔疾书,唯恐漏掉一句话、一个字。

  但这样还是不能确保记录的完整。因为,在路上时,只有省市主要领导能陪同邓小平在中巴车里;邓小平的四川口音很重,他们有时一下子听不明白。

  经请示邓办,录音机被允许携带,又调来深圳市委宣传部四川籍的工作人员凌泳。为了防止录音设备出故障,还从深圳广播电台调来了一位政治可靠的技术员。

  此后,邓小平在深圳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出发时,吴松营把经过检查处于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回到迎宾馆再取回来,先交由凌泳录成文字,他和陈锡添再结合笔记,整理成文字稿,最后送给王瑞林审核。每天晚上,都工作到12点以后。

  邓小平南巡虽是保密的,但并未严格戒严和清场,使得行程实际上处于半公开状态。深谙邓小平性情的王瑞林特地嘱咐警卫人员,放宽松点,尽量让邓小平同群众见面。因此,很快,邓小平在深圳的消息不胫而走。

  1月20日中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接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电话,称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说邓小平在深圳,希望他们予以证实。黄新华请示吴松营后,给予了答复。

  于是,当天中午1时,香港无线电视台插播了一条重要新闻,播放了记者采访黄新华的电话录音。

  记者: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

  黄新华: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当时主要负责跟海外记者联络,跟很多记者都是老相识了,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黄新华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这么回答也应该不会受什么处分,我又没有说小平同志来了。”

  随后几天,许多家里能收看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同事和朋友对黄新华说,看到电视台的报道了,认为他的回答很巧妙。

  为此吴松营特地到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处“请罪”,但厉有为神色轻松,并未责怪。

  邓小平一行离开深圳前,吴松营听见邓榕对李灏说:“这几天香港的股票升得很多啊。”对邓小平的一言一行格外关注的他观察到,邓小平听了笑眯眯的。

  “香港的报道,让邓小平也看到很好的反溃他知道改革是民心所向。”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吸取皇甫平的教训

  但除了这两句话之外,深圳方面再无任何声音。如何才能突破禁令呢?

  《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王荣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次与陈锡添聊天时,他提出,可以采取评论的形式。“既没有被开除党籍的风险,也能达到宣传报道的目的。”这一想法得到社长区汇文和编委会的赞同。

  深圳市委宣传部也很支持。“这么重要的思想不宣传不报道,那老人家来深圳干什么?我们豁出去了!”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春节刚过,两篇由陈锡添执笔的评论送审时,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搞个大生产方式,抽调各单位人手,组织一个写作组,发挥集体智慧?

  2月12日,经深圳市委批准,学习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写作组成立。写作组由杨广慧挂帅,《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王初文为组长,成员包括《深圳特区报》的陈锡添、钱汉江,以及市委办公厅的于德江、宣传部理论处的刘明如等人。

  小组成员入住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全脱产封闭写作,持续23个昼夜。

  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杨广慧提出了谁来审稿的问题。“要是常委审完书记审,稿子很可能就发不出来了。我提议,我是宣传部长,由我来定稿,实在拿不定再讨论。”杨广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一听都很高兴,这是一个烫手山芋。”

  那段时间,杨广慧白天到宣传部上班,晚上来宾馆工作。每篇稿子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他签发。

  杨广慧对稿子的要求很严格,要求不能出现一个废字,字字都要像钉子一样,钉死在文里。

  他坦承,采取系列评论的形式,多少是受了1991年皇甫平评论的影响。

  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也多次发表与深圳类似的谈话。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之名,陆续发表了4篇评论文章,宣扬改革开放。结果,引致北京一些媒体的围攻,甚至有学者称之为“批邓”。

  考虑到这一教训,深圳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2月18日,吴松营让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通知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林以栋来一趟。

  《深圳特区报》创刊之时,因为印刷厂还未建成,每次出刊前,都是拿到香港,由《文汇报》帮助排版、印刷,双方建立了很好的交情。

  吴松营问林以栋,《深圳特区报》即将发表传达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系列文章,是否需要转载?林以栋当即高兴地表示:要,要!双方商定,《深圳特区报》每定稿一篇,就由报社总编室给香港《文汇报》发传真。

  2月20日,“猴年新春八评”第一评《扭住中心不放》见报,并预告了后七评。香港《文汇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同步转载,并且在按语里称:《深圳特区报》的编辑部文章原汁原味地传递了邓公南方谈话精神。

  “八评”一出,洛阳纸贵。

  香港《大公报》也开始同步转载。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等都通过各种关系索要“八评”的传真稿。

  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也开始有选择地转载。

  2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专门让办公室致电特区报社,要求将已发表的3篇评论传真给他,以便他开会时用。其时,第4篇评论已于当天发表,第5篇的小样也已出来。于是报社将4篇评论和一篇小样一起传到邹家华办公室。

  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

  但地方媒体评论的影响,毕竟有限。

  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心里最想做的,还是通讯报道,因为它真实直接,影响力大。他找来《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商量。

  《深圳特区报》也早有此想法。事实上,早在“八评”写作之前,编委会就已在筹划写长篇通讯了。“这么重要的新闻,不报道是报社的失职。”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编委会成员王初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编委会确定,通讯由社长区汇文亲自抓,陈锡添来写。“八评”的稿子一写完,陈锡添立刻就开始做补充采访了。

  中共中央2号文件的到来,使文章有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和高度。

  2号文件是中央根据邓小平南方讲话整理而成,从2月28日开始,逐步下发全党。杨广慧记得,深圳市委曾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传达2号文件,但不能记录,连传阅都不行,念完就完了。

  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22日,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位干部专门从北京带回了一份2号文件的复印件。他如获至宝,第二天,即将复印件交给区汇文,告诉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关,同时文件要绝对保密,不能传第二个人。

  王初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看见区汇文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照2号文件,一字一句地核对陈锡添的稿子。

  发表时机尤为重要。吴松营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深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不是哪家地方报纸可以抢先发稿的。《珠海特区报》的通讯受到上级批评,对深圳也是一个警示。

  “珠海报道挨批评了,成了新闻禁区。只能等中央、省委报纸先发消息,哪怕它只发了豆腐块文章,咱们立刻就发。”杨广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这篇千字短文,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关注,但在深圳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他们的长篇通讯推出的时机到了。

  3月25日上午,杨广慧拍了板:“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他们清楚,这样重大题材的报道,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党委宣传部门有权力来审的。“当时,市委书记李灏已经上北京开两会了,难道要再报到北京?那只有不发了。”吴松营解释。

  3月26日,一万多字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出。

  “当时觉得坐牢杀头肯定不会那么严重,但双开是有可能的,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吴松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之后,深圳很平静,用吴松营的话来说,是一种“令人焦虑的平静”。

  国内多家地方报纸相继转载,但,北京没有任何消息。

  北京:《光明日报》转载

  直到3月30日。

  其实3月28日,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张常海从《深圳特区报》上看到此文,已经决定转载了。“很全面,写得也好,能传达邓大人讲话,当时就决定发了,没想那么多。”现年82岁的张常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第一次向媒体披露这段往事。

  张常海特地派《光明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易运文去打听,说是经省市领导同意发的。编委会讨论之后,一致同意转载。

  28日,易运文于从《深圳特区报》拿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样,给北京总部发了传真。

  原本29日就能见刊,但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现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何东平认为,传真报样的照片不够清晰。

  “要登,就大大方方地登出来。因为我们坚信转载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对南巡讲话的态度。”在光明日报社的办公室里,何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于是,易运文立刻去《深圳特区报》挑选了照片,一张是邓小平的大幅半身照,一张是邓小平视察的全景图。正好有同事要去北京出差,便由他乘坐29日的航班将照片带到北京。

  3月3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此文。

  何东平特地从电脑上调出了当时的报纸,指给记者看。头版一共8栏,此报道占了5栏。“连标题都做了美化,用图画做了装饰,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可见对这篇报道的重视。”

  见报当天早上,10点钟左右,张常海去中宣部开碰头会,受到批评。

  “领导问:你请示了吗?我说:转载有什么错吗?我一个总编辑,连转载一篇文章的权力都没有吗?他不说话,后来批评《光明日报》无组织、无纪律。”张常海笑着回忆。

  就在这时,新华社总编辑接到了社里的电话。接完电话,他与主持会议的负责人低声耳语两句,负责人随即宣布散会。

  邓小平的办公桌上每天会按时摆放3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张常海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早上,邓小平刚好看见《光明日报》转载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非常高兴。

  “立刻让邓办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新华社发通稿。”张常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小时后,上午11点,深圳电视台接到中央电视台通知,要求调邓小平在深圳的电视资料。

  当晚,新华社全文转载《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全文播放,并配上邓小平视察的画面。

  3月31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报道。

  4月1日,即将访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日本驻华记者时,被问及对《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江泽民肯定地回答:“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附:

     1992年2月13日,梁广大约请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的社长来珠海,精心挑选了20多幅邓小平视察珠海的照片,希望他们刊登,以支持特区发展,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第二天,这三家港澳媒体用头版或整版发表了这些照片。这是关于邓小平南巡最早的大篇幅图片报道。

        2月21日,《珠海特区报》头版以《巨大的鼓舞,亲切的关怀——小平同志视察珠海经济特区》为题,刊发了邓小平视察珠海的大幅照片,并配有千字通讯《邓伯伯,您好!》。这是境内关于邓小平南巡的最早报道。

        会后找到《深圳特区报》副总编、深圳方面随同邓小平南巡的唯一文字记者陈锡添,要求他一起来作记录工作。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这篇千字短文,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关注,但在深圳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他们的长篇通讯推出的时机到了。

     3月26日,一万多字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出。

     3月3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此文。

     邓小平的办公桌上每天会按时摆放3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张常海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早上,邓小平刚好看见《光明日报》转载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非常高兴。

     当晚,新华社全文转载《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全文播放,并配上邓小平视察的画面。

     3月31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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