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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海钩沉:关于《晋察冀日报》社论的概述与思考
添加时间:2011-10-22    浏览次数:3738    作者:郑德金    信息来源:敬言整理

        社论是代表报社、杂志社或通讯社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的言论。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报的社论,通过它来宣传、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工作。《晋察冀日报》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最早、存在时间较长的地方党报之一。从1937军12月11日《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创刊,到1948年6月15日停刊,该报在极其艰难的战斗历程中,共编辑出版了2845期报纸,组织编写编发了社论1150篇。
        由此可见,《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在该报众多的新闻体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研究这些社论,我们可以发现,《晋察冀日报》的社论旗帜鲜明,文风泼辣,坚持和继承了党报的党性原则;政策性、思想性、指导性强,体现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战斗性、群众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尤其是边区根据地的党报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战斗性
        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原则是区别于其它阶级报纸的最显著的标志。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首次提出党报的党性这个概念,要求“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与螺丝钉”。
        《晋察冀日报》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产生、发展和成熟的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它是在1937年12月11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办的《抗敌报》发展而成的。《抗敌报》在抗日的硝烟烽火中一创刊,就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人民团结起来战胜日本法西斯和战胜蒋介石集团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体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比较著名的社论有:《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回答敌人的烧杀》(1938年3月28日《抗敌报》),这篇社论是1938年3月初日寇第一次侵入晋察冀根据地中心阜平县城残暴烧杀后发表的。社论指出:“日寇的炮火,虽然毁了我们的房屋,却不能烧掉我们抗战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社论号召晋察冀边区的同胞们,坚定抗战到底的意志,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不要悲观失望,反对动摇、妥协、投降,要用枪刀同日寇周旋到底!这篇社论发表于日寇疯狂进攻华北,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时候,可以说,它坚定了根据地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另一篇社论:《津浦二次大会战的形势和军区的战斗任务》(1938年5月20日《抗敌报》,署名“聂荣臻”),这篇社论以问答的形式,阐明了晋察冀八路军的使命和任务,澄清了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的模糊认识。其他还有:《认清当前战争形势》(1939年10月6日《抗敌报》,署名“温州”)、特载《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1938年9月8日《抗敌报》,署名“周恩来”)等,宣传配合正面战场的游击战争,宣传群众游击战。以及时事短评《徐州的失守》(署名“冶冶”,1938年5月23日《抗敌报》)、社论《祝边区成立一周年与我们的任务》(署名“邓拓”,1938年11月7日《抗敌报》)、《从放弃徐州说到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署名“洪峰”,1938年5月29日《抗敌报》)、《用更大的胜利来庆祝胜利》1939年5月2日《抗敌报》号外)、《积极动员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1940年8月27日《抗敌报》)、《拥护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双十纲领加紧锄奸》(1940年9月22日《抗敌报》)、《论坚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及方针》(1940年12月28日《晋察冀日报》)、《庆祝边区彻底反“扫荡”的胜利》(1941年1月3日《晋察冀日报》)以及《论全国及边区的抗战新形势》(署名“聂荣臻”,1938年10月26日《抗敌报》)等报刊言论,集中而广泛地宣传了坚持持久抗战的必要性和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战路线,《抗敌报》还编发了大量的社论,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坚持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些社论有:《军区抗日部队团结的当前具体问题》(1938年8月《抗敌报》)、《保证长期抗战胜利的政治任务》(1938年12月23日《抗敌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道路》(1939年2月13日《抗敌报》)等。另外,对于党的政权建设、根据地经济建设、土改运动、边区文化诸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晋察冀日报》的社论都做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宣传。关于“刘庆山事件”、皖南事变、整风运动等重大事件,《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宣传都在引导舆论方面达到了高潮。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进行了多次重点的舆论宣传,其中最著名的有:争取和平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宣传、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斗争策略的宣传、石家庄战役的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宣传,在舆论引导上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激励边区人民奋勇战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在这每一次的重点宣传中,《晋察冀日报》的社论无疑起到了旗帜的作用,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
        《晋察冀日报》社论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晋察冀日报》自1937年12月11日创刊,就取名为《抗敌报》,可见其战斗精神。1938年6月7日,《抗敌报》发表的署名“洪泽”的社论《揭穿日伪破坏我方金融的阴谋》是一篇战斗性很强的社论。这篇社论揭穿了敌人使用汉奸日伪政权破坏我法币的阴谋,指出:我们要正确的执行财政金融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1939年1月20日的《抗敌报》社论《彻底粉碎敌人对冀中的进攻》、1939年10月19日的《抗敌报》社论《用真三民主义打碎假三民主义》、1941年2月8日《晋察冀日报》社论《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1941年11月24日的《晋察冀日报》社论《起来,粉碎敌寇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1946年2月20日的《晋察冀日报》社论《谁破坏了和平交通与自由贸易》等都是战斗性强、宣传效果好的社论。
        《晋察冀日报》社论的战斗性还体现在揭露日寇对中国人民的暴行、歌颂我抗战军民取得的辉煌胜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的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揭露汉奸的卑鄙行径以及批评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等方面,战斗性鲜明而突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的战斗性表现在同国民党宣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宣传以及对我党在土改工作中的不足的批评等方面。《晋察冀日报》社论的战斗性贯穿了几乎所有的宣传内容,没有这种强烈的革命的战斗性,要取得革命宣传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鲜明的群众性和指导性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根本工作路线。《晋察冀日报》社论继承了党的光荣传统,在报纸上正确地、迅速地、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呼声。《晋察冀日报》社论的群众性表现在用群众性的语言把从群众中来的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贯彻宣传到群众中去,从而教育中国人民特别是边区群众勇敢地站起来,为实现最广大的群众利益,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推翻蒋家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而奋斗。
        《晋察冀日报》发表的邓拓同志写的三论《如何提高一步》,其根本宗旨和指导思想都是:只有联系群众才能使我们的党报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提高一步。这三篇社论是《晋察冀日报》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是该报社论弘扬群众性精神的典范社论。另外,像《壮大群众武装》(1939年9月3日《抗敌报》)、《论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1940年6月5日《抗敌报》)、《关于边区村选和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1941年2月4日《晋察冀日报》)、《消灭群众运动中宗派主义的残余》(1942年9月1日《晋察冀日报》)、《关于北岳区的群众工作》(1943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加强生产运动的领导》(1947年4月28日《晋察冀日报》)等都是群众性极强的社论。使用群众性的语言,文字通俗易懂,文风朴实流畅。
        《晋察冀日报》早期(《抗敌报》时期),就辟有“时事一周”、“半月国际”、“半月时事”,“半月时事评论”等言论栏目,主要是针对边区群众进行通俗化的形势宣传,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晋察冀日报》的“半月时事”内容经常是边区群众黑板报的底稿。
        邓拓同志在《〈抗敌报>五十期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抗敌报》的产生是有它的任务的,它要成为边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它要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反映和传达广大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形与经验,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教育群众自己……它是群众的报纸。”邓拓同志这番话正好道出了《晋察冀日报》社论联系群众的理论根据。
        《晋察冀日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在教育人民团结起来战胜日本法西斯和战胜蒋介石集团方面,在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反映他们深受的苦难,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等方面教育了晋察冀边区人民,打击了晋察冀边区敌、伪、顽势力。作为党的机关报,在对敌人方面像寒冬般严酷,而对自己的同志、对广大人民又像春天般的温暖。前者讲的是《晋察冀日报》的群众性,而后者,指的是《晋察冀日报》的指导性。
《晋察冀日报》的社论时刻不忘记自己是教育人民、指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实际的重要工具;因此,《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又具有强烈的指导性。其指导性具体表现在指导广大边区人民认识抗战形势、认清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认识抗战的游击性质和持久特点、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认清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的腐朽性诸方面,甚至涉及到人民群众生活的一些日常小事。
        1938年9月26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加紧战争动员 粉碎敌人围攻》,指出,晋察冀根据地各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要加紧严格的站岗、放哨、盘查、巡逻等工作,侦察敌情,对敌人封锁消息,肃清汉奸托匪。遇到敌人进攻时候,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为了保卫家乡,必须勇猛地帮助部队,袭扰敌人,配合作战。各群众团体,更要积极发动新的群众武装,参加战斗。这类的社论还有:《开展群众游击战争》(1938年10月9日《抗敌报》)、《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加强地方武装》(1938年10月30日《抗敌报》)、《加强自卫队的整理与训练》(1938年11月17日《抗敌报》)、《坚持华北抗战要加紧锄奸工作》(1938年11月21日《抗敌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道路》(1939年2月13日《抗敌报》)、《加紧动员新战士 壮大边区铁的人民子弟兵》(1940年12月22日《晋察冀日报》)、《蒋汪合流还是国共合作?》(1941年2月5日《晋察冀日报》)、《太平洋战争与全民动员》(1942年2月25日《晋察冀日报》)、《继续深入贯彻土地改革》(1947年3月21日《晋察冀日报》)等,这些社论在数量上是庞大的,它们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所起的指导性作用是鲜明的。这是《晋察冀日报》社论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
        三、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晋察冀日报》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因此,该报的社论也同样具备了无产阶级党报的优良传统,即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在一系列的宣传中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该报的社论在正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良性环境中不断发展。
        该报最突出的批评言论是关于“刘庆山事件”的言论。刘庆山是晋察冀边区灵寿县的抗日积极分子,结果却遭到该县县长的枪杀。这件事在《抗敌报》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群众纷纷投书报社,要求严惩灵寿县长。《晋察冀日报》于1938年11月30日发表社论《关于刘庆山的事件》(1938年11月30日《抗敌报》),批评了党内像灵寿县长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揭露了根据地早期政权建设中的一些腐败现象,对于党的政权建设的改进工作是一个大大的促进。该报还就“刘庆山事件”发表了一些其他体裁的言论,掀起了一次舆论高潮,为晋察冀边区的政权建设的纯洁性作了一次良好的舆论引导。
        对于边区的其他各项工作,《晋察冀日报》也编发了一些批评性言论,如社论《我们保留了多少青纱帐》(1938年9月14日《抗敌报》),文章说秋季到来之后,边区有许多的青纱帐被群众收割了,而青纱帐是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的天然屏障,党的各级领导都要求边区要保留青纱帐。文章对边区某些基层领导工作不力提出了批评。这篇批评性社论针对性强、指导性强、政策性强,其宣传效果是十分良好的。其他批评性言论还有社论《反对“麻木不仁”与“惊慌失措”》(1938年9月30日《抗敌报》)、社论《肃清计划、检查、总结工作中的主观主义》(1942年8月14日《晋察冀日报》)、社论《消灭群众运动中宗派主义的残余》(1942年9月1日《晋察冀日报》)、社论《克服春耕领导上的自流现象》(1943年4月28日《晋察冀日报》)、社论《检查一下我们的群众观点》(1944年5月8日《晋察冀日报》)、社论《订错成份坚决改正》(1948年4月13日《晋察冀日报》)等。该报还通过言论形式,在理论上为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宣传,如《改正错误 给正确的撑腰!》(1948年5月31日《晋察冀日报》)。
        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亲自参加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解放日报》针对过去编辑工作提出了自我批评。从此以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报的明确要求被确定下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这次整风运动中指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即团结——批评——团结,批评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以,如果说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的党报《晋察冀日报》在整风运动之前是一种凭着党报的天然素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话,那么在整风运动之后,《晋察冀日报》所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要通过报刊社论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晋察冀日报》是通过社论实践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党报工作的优良传统的。
        四、纪念邓拓对《晋察冀日报》社论的贡献
        《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在该报众多文体中独放异彩,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在向晋察冀边区人民传达党的声音、传播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辉煌的。这一成就的取得是同党中央的领导和报社全体工作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邓拓同志,身体力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拓一直主持晋察冀中央局的党报工作,在游击战争中坚持“八头骡子办报纸”,他亲自撰写了《晋察冀日报》的绝大多数社论,并积极为《晋察冀日报》社论组稿。他写的社论有时署名“邓拓”,有时署名“温州”、“殷洲”等,有时也不署名。他写的社论,文笔流畅,融丰富的文史知识于报纸宣传中,谈吐气势如虹,说理深入浅出。他写的著名的社论除了三论《如何提高一步》外,还有《论民族自尊心与抗战胜利的信心》(1938年11月2日《抗敌报》)、《这一年来》(1938年12月11日《抗敌报》)、《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等。他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的社论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统计,因为他所发表的大部分社论都是不署名的。从出版的《邓拓文集》第一卷来看,邓拓同志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的社论就包括《论思想路线》、《论形势、任务和政策》、《论新闻工作》、《论文化工作》、《论我国土地问题》诸方面,《邓拓文集》第一卷所收政论59篇,其中《晋察冀日报》的社论作品就占了45篇。
        《晋察冀日报》社论的作者队伍除了社长邓拓本人外,还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其他领导如彭真、刘澜涛、宋劭文、程子华等也为该报提供部分社论稿。另外,晋察冀军区党报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等机关也给该报提供社论稿。这些社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联系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分析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边区革命斗争的任务,解决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对边区革命斗争具有强烈的指导性。
        总之,《晋察冀日报》继承了无产阶级党报的优良传统,通过社论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文风鲜明、生动。其鲜明的党性、战斗性、群众性和指导性是我们当今新闻宣传工作的典范,我们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   (作者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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