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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海钩沉:辛亥革命前的大众传媒
添加时间:2011-04-11    浏览次数:3738    作者:周纯亚    信息来源:《传媒论坛》

        以往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进行总结时,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革命没能发动群众,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革命的最终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革命的组织者为什么没能发动群众,辛亥革命这样一个没能发动人民群众的政治革命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个问题没有详细地深入讨论过。辛亥革命发动的前期,中国一方面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民众觉醒、积极自救的时代:西方各种思想经由现代传媒在中国传播,同时以社会精英阶层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寻求自治的探索时期。

       晚清各种思潮兴起,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剧变的现实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直接来源是明末清初以后形成的各种思潮,包括汉学学术思潮与今文经学思潮,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还有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这些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主要是依靠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完成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大众传媒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大众,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如农民、知识分子、工人、资产阶级等等。传媒的作用,以报刊为例,一般是消息的传播载体,还有一些报刊同时也担当着启蒙民众思想的任务。报刊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将消息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影响I’分广泛。因为报刊面对的是人民大众,没有特定地约束阅读群体。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文字是宣传的工具,而清末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借着报刊的力量,他们的主张将得以广泛传播于全国。当时,大众传媒即面对大众的报纸等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如果正确地运用媒体的力量,革命的思想将会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当时的革命先驱或是说革命支持者已经意识到革命思想宣传的重要性,意识到掌握话语权的必要性,并且也努力地利用自己掌控的报刊去宣传自己的主张和革命思想。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能够利用好业已成熟的大量报刊。革命派的刊物基本上是内部刊物,这就限制了革命思想的宣传范围,不能将革命思想广泛宣传于全国,而只是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少数社会精英中传播革命思想。

       以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只是指出革命者没能够广泛发动群众,但为什么没能广泛发动群众,则语焉不详。而有关“苏报案”的研究也只是就事论事,没有置于辛亥革命宣传动员的大背景中,无法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现状,尝试将现代大众传媒史与政治史结合,看“苏报案”对革命的宣传和民众动员,并进而分析其对这场革命性质的影响。

      一、晚清大众传媒之兴起与革命思想宣传手段的具备

    (一)晚清大众传媒的兴起

        晚清时期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外国势力的侵入带来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有关,也与晚清政府的自身改革有关。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潮就涌入中国;而晚清政府的“新政”、“预备立宪运动”本是为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的目的出发,却从客观上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新政”的措施中有鼓励开办学堂、创办翻译馆的条例,这些都促进了传媒的迅速发展。以上海为例,传教士各译书机构在18431860年开埠I”几年问,翻译出版的中文书刊就有200余种,其中非宗教类30余种。益智书会自1877年至1890年,出版和审定的教科书共98种,学科涵盖科学、技术及历史、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1868年,中国官方设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至1880年共翻译出版西学书98种、235册,共售书3万余部、8万多册。此外,上海的中西人士还创办了一些中文报纸杂志,自185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份中文月刊杂志《六合丛谈》,1861年有了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以后,至1880年已出版有中文报刊共计29种,从1881年至1895年的15年问,又新出现16种,总计在1857年至1895年的38年问,上海共出新式报刊总计45种。。

        从1900年到1918年,全国出版的各种期刊约有七八百种之多,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刊物,有关学生、妇女、政治、经济、文学、教育、学术、翻译、自然科学的刊物,也有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还有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中文刊物,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办报人思想的变化等诸多原因,各种刊物存在的时问长短不一,言论倾向也是各持一言,常有所变化。尽管如此,此时的思想主流还是主要分为两个支端,一个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另一个就是革命派为代表的革命暴力主义。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刊物,较为著名的有《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其次还有《政论》、《中国新报》、《大同报》、《扬子江》等。其他的刊物,如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译 书汇编》、《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湖》、《江苏》、《直说》等等,也有妇女刊物《女子世界》、《中国新妇女》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刊物《万国公报》、《亚东时报》、  《字林西报》等。

        晚清时期的这些刊物,其显著特点就是大量地介绍和宣传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无论是具有政治立场倾向的报刊还是一般性的商业报刊,它们在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宪法、选举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进行了介绍和宣传,为后来的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宣传工作基础。

    (二)革命思想宣传手段的具备

        资产阶级要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一个是要以文字为宣传的工具,另一个便是以传媒为载体进行言论的扩散和影响。在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的准备时期,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备。革命先驱者不乏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完全有实现的可能性。革命思想宣传的条件已经具备,还得有人进行最重要的活动——宣传。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改良派进行广泛的思想传播的时候,革命派们正忙于革命的实际组织行动,没有建立起有力的理论宣传阵地。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则迅速地以海外为基地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这一步上领先了革命派很多。

        另外,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的保皇尊皇、提倡立宪的主张在思想界中仍然有相当程度上的影响。革命派人士最初所依靠的主要是海外华侨势力和会党势力,革命思想萌芽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之问。留学生之问互相宣传革命思想,仅为革命事业透露了一点曙光,要把革命思想向国内灌输,实在是一项艰巨长远的任务。

      二  、“苏报案”:革命与大众传媒结合的终止

    (一)《苏报》及其进行的思想宣传

      《苏报》原本是一份以日本政府为背景的日报。1896年夏天《苏报》创刊于上海,馆址设于英租界四马路东首,注册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这份报纸虽然是由胡璋主持,聘当时上海著名文人邹韬为主笔,但馆主却是胡璋的日籍妻子生驹悦。她曾言:“(苏报)馆由东洋外部大臣来的,领事亦不能管我。我虽平常人,曾有胡铁梅(即胡璋)在日绅、H官前保举为馆主。”因此,  《苏报>更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外务省在上海所设立的机关报。这份后台很硬的报纸,内容却是十分的平常,并且极尽谄媚当道之能事。1898年,《 苏报》终于因为亏损过多而出售予陈范。

        而《苏报》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实际上即是从陈范担当馆主开始的。在陈范接手《苏报》之前,  《苏报》的政治倾向也是。忠君保皇”的态度:“今皇上临御已二I。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读征医之诏,则蹙然以忧;读遣医之谕,则皇然以疑。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则天下人心,安有不彷徨瞻顾,忧思涕泣,而不可止者乎!……今上拥虚位以立于群臣之上,临御二l+六年,为天下所爱戴……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此时的《苏报>也是追随着康、梁等人思想的,字里行问流露出期待光绪复位的恳切,并没有后来所表现的激烈的反清排满主张和革命思想宣传。

       《苏报》与当时许多的日报有一个不同点,即《苏报》多刊载有关政界、学界方面的情况,并逐渐与其他规模较小的进步刊物结上连带关系。如报馆代售留日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并为之刊登告白,即其一例。《苏报》的传布地区也较广阔,除了上海报馆外,尚有二十余分售处,如河南、安徽、江南三省,以至北京、天津、大通、武昌、汉口、安庆、芜湖、成都、南京、镇江、福州、扬州、杭州、绍城、宁波、苏州、松江、无锡、常熟、周浦、日本横滨等。当时有很多商业性的日报,比如《申报>、  《新闻报》、  《中外日报》、  《同文沪报》等等,像《申报》的版面中广告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苏报》经常刊载政界、学界方面的情况、积极为读者介绍进步的思想,也就为后来《苏报》对“南洋公学退学事件”设置专栏进行连续报道打下了基础。而“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则是《苏报》言论和主张转向革命化的起点。

    (二)“苏报案”的发生

       “苏报案”的发生多多少少带有必然性。1903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年头。留学生中的爱国斗争和国内学堂中的“学界风潮”,成为新型知识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的阶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终于在拒法、拒俄运动的高潮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这革命形势转变的年代里,  《苏报》始终站在浪峰之巅,它既是新型知识阶层的喉舌,又是他们的政治活动的指导者。“苏报案”使1903年的革命高潮发展到了顶点。1903年6月29日上午,侦探、巡捕多人闯进汉口路二f‘七号苏报馆,出示捕人的命令,当场抓去账房程吉甫。第二天,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钱宝仁和陈范次子仲岐在女学报馆被捕。龙积之、邹容先后投案。租界会审公廨设庭审判。这便酿成了中外瞩目的“苏报案”。

       三、“苏报案”的影响

        第一,法律意义上的影响。首先,  《苏报》的报馆设在租界,因此“苏报案”的立案和审理,涉及到审理该案是用清政府的法律,还是用租界的法律——租界有治外法权。如果援引租界所在国的法律,则表明清政府承认了租界的“治权”,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相当地被动。最终,清政府和租界达成妥协,在会审公廨开“额外公堂”审理“苏报案”。其次,“苏报案”的原告到底是谁?“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⑦此案本是清政府为打击政论报刊,但是作为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控告平民,却又仅仅是因为几篇文章。对于清政府而言,这实在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第二,是对于出版业的影响。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曾说过:  “‘苏报’案在历史上的意义是很大的。其正面的影响就是革命派不过牺牲了一个报馆,毕竟予清政府以极锋利的舆论攻击,使它全盛时代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其侧面的影响,使清廷虽以雷霆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卒以事出租界,外人为维护其既得之行政权的缘故,卒未使它达到野心的目的;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苏报诸人以言论而招祸,是上海自有新闻纸以来第一次遭到的重大压迫,也是清廷决心对新闻摧残的表现”。   

         第三,清政府借“苏报案”重申政权的合法性。在《苏报》所刊登的文章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为之作序,在《序革命军》中,章炳麟对“革命”一词作了解释:“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在《序革命军》中,章炳麟公开称光绪为“载恬小丑”,对于外来的清政府而言,这些是无法容忍的。在清政府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时,已经有人在公开的报刊中称满族为异族,称当朝的皇帝为“小丑”,对此,清政府必然要采取行动,借此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

        第四,清政府标榜言论自由的虚伪。清政府的言论自由,是一种假象的自由,当有对其政府负面影响的言论出现,它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控制和打压,意图掌控话语权,控制社会的舆论。“此案的发生,标志着当时革命的火焰,己凭着舆论的力量,向腐朽的清政府作强烈的喷射,也暴露了清廷以毒辣又很卑劣的手段,多方乞助于帝国主义者,对当时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上海新闻事业,加以严重的迫害。”““苏报案”的发生,使得革命思想的宣传和借助大众传媒这个手段的结合暂时停顿下来。

        第五,对以后革命宣传的影响。“苏报案”发生之后,又有几种报纸出现,作为《苏报》的继续,如《国民日日报》、《萃新报》。虽然《苏报》被封禁,但此后的革命宣传仍多少借助于《苏报》的文字,如章士钊编《苏报案纪事》,收入《苏报》上主要的论说,黄藻编《黄帝魂》,除收有《苏报案》一文外,亦选录《苏报》若干篇论说。

       《苏报》是面对读书人而办的报纸,这就决定了它不像其他日报那样有着广泛的社会读者和阅览基础。这样,接受它的宣传思想的群体也就集中在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而革命是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思想上没有转变,那么落实到行动上也是不可预见的了。  《苏报》也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学说,进化论的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和暴烈的虚无主义,这在早期的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一个新的知识群的崛起。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又是具有成功性的一面的。

        四、“苏报案”在辛亥革命思想传播史上的分界意义

         辛亥革命相对于过去的农民起义和帮会叛乱,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它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这就决定了它的思想宣传是要集中在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治上。起初,它的思想也不能摆脱民族主义的情绪影响,但这种以“排满”为主要特点的民族主义最终也是走向了共同革命。

        辛亥革命的思想宣传对大众主要集中在报刊——《苏报》、《中国日报》、  《中国旬报》、  《民报》等等。  《苏报》以读书人为阅读群,真正宣传革命的激烈言论只两个月左右,这就局限了它的思想传播上的范围和广度;  《中国日报》是以香港为基地的报纸,在20世纪初信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香港和内地的信息交流远远不够畅通;  《民报》是资产阶级同盟会的机关报,则是在日本创办。所有这些报刊,除了《苏报》以国内为宣传基地,其他都是在国外进行革命思想宣传。由国外向国内扩散革命思想,这个任务只能由留学生为思想载体进行转移,而当时中国在外的留学生并不是具备相当可观的数量;而且,改良派在国内的思想领域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如火如荼地宣传自己的改良和立宪思想时,革命派却关注于实际的革命组织行动,忽略了思想宣传的重要性。因此,革命派思想的宣传在初始阶段就具有致命的弱点:宣传范围只有表面上的广阔而没有实质性的深入人心。

        另一个事实便是,晚清时期新的知识群体急激地趋向革命,并且成为后来革命势力中比较重要的一环。在这个新的知识群体中,有留学生,还有便是会党分子,商人和华侨也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虽然在辛亥革命中他们(会党分子、商人、华侨等)担任了角色,但“主要的推动力实来自学界”。这样一个新的群体,由社会精英分子领导着,革命的思想便是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相互地传播,而不能从精英走向平民,不能普及对人的大众的革命思想宣传,从本质上脱离了人民群众。这样的革命思想宣传也就从侧面决定了辛亥革命将是一场小众政治运动。

      “苏报案”的最终发生,使革命的思想宣传和对大众传媒的利用彻底地宣告失败。虽然“苏报案”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但从革命的思想宣传这一角度来看,则暗示着思想工作方面的缺陷。没有坚固的思想做堡垒,革命进行到最后,只能是表面上的成功。总而言之,从革命派的最初海外革命思想传播到国内思想宣传范围的受限,再到“苏报案”的最终发生,都问接预示了辛亥革命最终只能算是一场小众政治运动。作为一场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却在远离人民大众的情况下、在缺乏强有力的思想宣传前提下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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