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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报:李大钊与《法言报》(附图)
添加时间:2010-09-08    浏览次数:1873    作者:敬言    信息来源:转摘

  近日读《李大钊传(上)》(朱成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该书从李大钊出生写到1917年11月11日,其中,对李大钊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及社会历史背景考证、索隐甚强,足资引人思考:是其他李大钊传记可信,还是应以此书为准(因为该书在后记中明确指出“撰写《李大钊传》的任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则委托本人独立承担进行。”没有提到过书稿完成后的有关研讨之类举措,只记有领导同志的勖勉,颇有传记所述内容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数的意思。例如:对李大钊与中国社会党的关系,只字全无;李大钊任职《法言报》的遭遇,只字全无;只提到“曾经听过瓦卡·阿瑟·鲁滨逊的英语课”(该书第230页),而对其家人提供的李大钊用英文写作的《My Autobiography》(《我的自传》),(就在该书的同一页面上引用日本富日升:《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迹和北京》一文中提出了“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旁听过瓦卡·阿瑟·鲁滨逊担任的英语课,并在那里发现了李大钊撰写的《My Autobiography》(《我的自传》),”)却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却又在书中引用这篇自传的译文(该书第218页),并且说是李大钊“曾说”;还有许多细节,都是需要认真地加以讨论的。


  最不应该的是,竟然把李大钊的明明在世的一位后人,写成早已于1982年逝世,着实令人吃惊(见该书第213页注释?),作者身在北京,又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怎么连这样的事情也不认真地加以核实,泱泱大作怎么向人家交代!


  这里,只是想先提出李大钊任职《法言报》与遭遇“癸丑报灾”,依据有关资料和不同论说进行一番讨论。这也是在长达62万多字的《李大钊传(上)》中根本没有提起过的一件事。研究人物的思想转变要是离开其生活实践,对生活是连续性的历史进程不予重视,仅仅凭着对其留下的文献反复索隐,应该说总是不够全面的。


  先要弄清楚《法言报》和《政言报》


  李大钊于1913年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曾经去北京办报纸——《法言报》,这是李大钊办报实践的开端,所遭遇到的正是北洋政府军阀政权对报业采取高压控制——癸丑报灾时期。所用手段有:军警特务干预、收买和迫害办报人、以法律法规约束、强行禁止或捣毁、投资创办御用报纸。《法言报》于1913年8月6日被迫停刊。


  李大钊自己说:1913年“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第2卷第322页)郁嶷在《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中也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贻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又以杂志月初一册,为效绝缓,廼徇凤予袭明之约,联襼京华,主持《法言报》。”(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载《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这两份资料说明李大钊是应同学凤予和袭明的约定到北京办报的,李大钊在英文文稿上特别使用了复数:“同学们”。


  关于凤予、袭明的资料至今还属阙如,只知当年北洋法政学会第二期的职员名单中,调查部的部长是凤文琪,同时也是编辑部的部员。凤予是否凤文琪的别号,则无从验证。但可以肯定《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只说:“应同学袭明之邀请,赴京,参与《法言报》编辑工作,任主编。”(该书第155页)与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所说:“廼徇凤予袭明之约,联襼京华,主持《法言报》”不相一致。


  1913年初秋,李大钊毕业之后,是去了北京的,有当时写下的《咏玉泉》、《吊圆明园故址》等诗篇为证。对当时参与编辑的报纸是《法言报》,还是《政言报》,到现在还有着不同的说法。


  1、“1913年7月,自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去北京。‘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这是指继《言治》之后,他与同人合作主编的《法言报》,李大钊也是它的热心撰稿人。他这时发表的文章,被誉为‘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汩汩,所以针砭聩蒙,鼓舞群伦者。(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言治》第一年第四期)”(《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2、1913年7月,李大钊“结束了6年的学习,离开了法政学校。同学之中有的到政府中谋职,有的进入北洋军官的营幕。李大钊既不想为官,也不想从军。有几个同学邀他到北京办《法言报》,他答应了,于是来到北京。”(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3、“1913年6月,李大钊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在毕业后去北京办《法言报》期间,他与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和接触,结识了一些主要的社会党人(其中不乏老同盟会员),并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主办的机关刊物《公论》第4期(1913年7月15日出版)发表了自己的京城感怀诗作《吊圆明园故址》。”(董宝瑞:《李大钊为何称袁世凯“一世怪杰”》,《党史纵横》2005年第12期)


  4、“1913年6月,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当时任《法言报》编辑的李大钊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社会党人陈翼龙被杀,对其刺激很大,他很想换换环境,以改变自己这种压抑苦闷的心境。”(朱文通:《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5、“民国元年,发表《隐忧篇》,言对革命之失望。又赴京见中国社会党陈翼龙。旋为北洋政法学会编辑部长,主编《言治》月刊,用笔名李钊、伐申、辛亥等,发表《大哀篇》等文章数什,云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也,则共和何有于吾民哉?次年毕业,赴京投陈翼龙,将办《法言报》”。(夏双刃:《民国人物列传集·党人传——李大钊传》2006年9月)


  6、“从此诗的内容和前后两次的发表时间来看,当系1913年6月李大钊毕业后应同学之邀到北京编辑《法言报》时期所写”。(朱文通:《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新探》,《河北学刊》  2007年第1期)


  7、“从李大钊在1913年6月1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3期发表文章时仍用‘李钊’看,他当是在1913年6月走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门之后,应友人之约,到北京去办《法言报》时,才改名‘大钊’的”。(董宝瑞 :《 李大钊改名逸事 》,《党史博采》  2008年第4期)


  8、“193年7月去北京,经孙洪伊介绍,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举办人之一汤化龙相识,并参办《法言报》。8月6日,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创办人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报纸停办。”(贾天运:《李大钊研究点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9、“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刘凤舞:《民国春秋》第11章:钊钊相知)


  10、“1913年6月,李大钊由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来到北京总部创办了《法言报》,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的领导下,从事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宣传工作,撰写了一大批文章。”(高金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探源》)


  以上这些,讲办的是《法言报》。


  1、“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曾创办《政言报》。1913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曾参加同盟会。”(《百度贴吧·李大钊的故事》)


  这里,讲办的是《政言报》。


  1、“而发表在民国初年出版的《天民报》、《法言报》、《民牖报》、《政言报》等报的文章,这些报纸均没有找到,仅见到少数几张的《天民报》,究竟发表了哪些作品,当然不详。”(《革命史上的丰碑》,《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9日)


  这里,承认《法言报》、《政言报》都曾经存在,只是还没有找到过。


  最近,从网上查找到郎伦友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第36节(1913年下半年),其中有:


  “1913年7月,袁世凯下令查封《日日新闻》《天民报》《中央新闻》等报刊。李大钊继任北京《法言报》主编”。“8月6日,北京《法言报》被迫停刊。”(郎伦友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


  而关于《政言报》,则没有查找到任何线索。


  至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语是:


  《法言报》确实存在过;《政言报》尚待查证。李大钊1913年7月不是去北京创办《法言报》,而是继任《法言报》主编,可是,8月6日《法言报》就因被迫停刊,也就不可能在上面发表过大量的文章。


  《法言报》与中国社会党的关系如何


  李大钊1913年到北京后,住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陈翼龙创办的平民学校里。平民学校校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南横东街的湘荫会馆,今南横街陶然亭医院西侧,南横东街位于宣武区东南部。这次的北京之行,李大钊留下了三首诗作:《咏玉泉》和《吊圆明园故址(二首)》。


  《咏玉泉》,是李大钊感慨帝王奢华和平民艰难之作:“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


  《吊圆明园故址(二首)》,是李大钊面对北京圆明园故址的破壁颓垣,回顾当年屈辱,悲痛至极,唏嘘不止。“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玉阙琼楼委碧埃,兽蹄鸟迹走荒苔。残碑没尽官人老,空向蒿莱拨劫灰。”《吊圆明园故址(二首)》,发表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的刊物《公论》第4期(1913年7月15日)上面,这是李大钊与陈翼龙密切交往的一个直接证据。


  有的研究文章忽略了《公论》半月刊和《公论》晚报是两回事。


  1913年6月,北京《公论》半月刊创刊。编辑刘小云,发行人刘晦君。7月15日出版了最后一期。


  “1913年,蔡元培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新闻记者同志会会长。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蔡元培与汪精卫、张继、吴稚晖等创办了《公论》晚报,7月16日创刊,至30日停刊,共十五期。该报附入《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强报》附送,鼓吹讨袁。” (张巧玲:《蔡元培的办报活动与新闻思想》,载《青年记者》2006年12月)


  《法言报》与中国社会党的关系如何呢?


  1、“1913年6月,李大钊由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来到北京总部创办了《法言报》,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的领导下,从事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宣传工作,撰写了一大批文章。”(高金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探源》)


  2、“次年毕业,赴京投陈翼龙,将办《法言报》”。(夏双刃:《民国人物列传集·党人传——李大钊传》2006年9月)


  3、“193年7月去北京,经孙洪伊介绍,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举办人之一汤化龙相识,并参办《法言报》。8月6日,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创办人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报纸停办。”(贾天运:《李大钊研究点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把《法言报》与中国社会党联系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从《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找不到有关中国社会党承办过《法言报》的任何资料,这是依据之一;


  同样,从有关陈翼龙的资料中,也找不到有关中国社会党承办《法言报》的任何资料,这是依据之二;


  说李大钊办《法言报》,是“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的领导下,从事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宣传工作,撰写了一大批文章。”这是在1913年下半年,与李大钊当时的思想状态也是不相符合的,如此“探源”,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难以立论。


  李大钊遭遇“癸丑报灾”导致的思想转变


  1913年农历为癸丑年,袁世凯政权对报业打压,记者被害、报业萧条,新闻史上称之“癸丑报灾”,《法言报》遭遇的正是“癸丑报灾”,是中国新闻史上黑暗的一年,同时也是李大钊此后终身投身于报业的开端,是李大钊以亲身感受从有条件地拥护袁世凯统一中国到坚决反对袁世凯消灭国会走向专制重要转变的关节点。


  最早出版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曾经写道1913年暑假,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去北京。“这时,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是,由于没有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讨袁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不能不遭到失败。这年秋天,袁世凯打败了国民党人的反袁武装,同时,更加紧了排除异己和迫害人民的活动。”(《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把“癸丑报灾”的历史背景说的简明而清楚。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和“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维持着脆弱的和平共处,袁世凯表面尊崇民主,对报界予以尊重。1912年6月8日,中国报界俱进会负责人朱少屏说:“民国成立,言论机关日盛。现全国统计有报纸五百家……平均每家发行五千份……”。随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思想的传入,带动了中国报业发展的繁荣,一批深受欧美新闻理念影响的报人,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做出了贡献,曾任上海《 时报》主笔的史量才,认为舆论的作用是:国家赖舆论以匡救,社会赖舆论以改进。全国报馆500多家,北京占五分之一,报馆总数超过百余种,报纸总销数达4200万份。仅1912年2月12日至11月,北京报内务部立案的报馆就有90多种。


  民国初年,国民党革命派系统主要报刊有: 北京的《亚东新报》、《民主报》、《民立报》、《中央新闻》等;天津的《民意报》、《国风报》;上海的《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国民》、《民强报》、《民国西报 》(英文)等;南京的《民生报》;湖南的《长沙日报》、《国民日报》、《黄汉湘报》、《大汉民报》、《湘汉新闻》、《天声报》、《天民报》、《女权日报》、《大同日报》等;河南的《民立报》; 安徽的《安徽船》、《青年军报》;四川的《天民报》、《四川公报》、《中华民国报》、《四川民报》、《寰一报》、《国民报》、《新中华报》等;云南的《天南新报》;广东的《民生报》、《天民日报》;广西的《民风报》、《民报》;福建的《福建民报》、《群报》等。


  进步党系统的报刊主要有:北京的《国民公报》、《北京日报》、《京津时报》、《天民报》、《新纪元报》、《北京时报》;天津的《庸言》杂志;上海的《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东大陆报》;武汉的《中华民国公报》、《群报》、《国民新报》、《讨报》、《共和民报》;山东的《大东日报》;湖南的《湖南公报》;四川的《共和日报》、《公论日报》、《日日新闻》、《四川正报》、《谠报》、《西蜀新闻》、《天声报》、《正论报》、《益报》;广东的《华国报》、《天职报》、《国报》;广西的《指南报》、《良知报》、《公言报》等。


  一些较小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都办有自己的机关报。1912年在上海成立的自由党,办有《民权报》和《自由日报》;上海的中国社会党,办有《社会日报》、《人道周报 》、《社会世界》、《新世界》等。(王凤超著:《中国的报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17页)


  北洋政府对新闻加紧钳制,特别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乘着军事上的胜利,对国民党报刊以及其他异己报刊进行大规模的镇压。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制定控制报纸的法律,查封报馆、迫害报人,很多报纸被定为“逆报”予以查封或禁销。甚至原来拥袁的北京《新社会日报》、上海《时事新报》,由于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发表了不同意见,也以“妨害治安”罪名予以查封或禁邮。经过1913年下半年对新闻媒体的高压控制,北京的报刊还有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只剩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 ;有大批报人受迫害,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这就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癸丑报灾”。而接着是:1914年4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新闻出版法令《报纸条例》,共35条,后经修改再度公布时为34条。第三条规定,发行报纸,应呈请警察官署认可;第六条规定,报纸发行20日前,须分别交纳保押费;第十条列出8项禁载事项,前3项为:(1)淆乱政体者,(2)妨害治安者,(3)败坏风俗者。由于条文涵义不明确,政府和警察部门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和利用。1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出版法》,所载禁止出版事项,与《报纸条例》第10条相同。此外在《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检查扣留煽动邮件章程》等法令中,也有不少限制新闻出版事业的规定。1915年袁世凯对反“劝进”言论的严厉封杀,新闻自由完全不存在。
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就蒙受如此沉重的打击:报馆被迫停办而失去了职业;陈翼龙被杀害失去了挚友,政府对中国社会党成员进行清剿失去了自身的安全,三者一起袭来,李大钊不得不迅速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避难。这期间能够给予李大钊的信念是什么?他还能够对袁世凯存有任何的“依法治国”的幻想吗?


  这样的一个李大钊思想发展的重要节点,研究者不予以探求和研究,反而接下来去论说李大钊何以产生了“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这句话是引自黄真、姚维斗:《李大钊同志用英文写的自传》一文中对李大钊英文手稿的中译文,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3期)这是合乎思想发展逻辑的研究吗?什么是“净土社会生活”?怎样才是“适合出世思想”?这样的语汇怎么在李大钊此前和此后的文章中都没有出现过?我到现在还理解不了这句英文翻译成这样的汉语是否做到了“信、雅、达”。


  “陈翼龙是继李大钊在中学同学蒋卫平、津门老师白雅雨先后壮烈牺牲后,失去的又一个慷慨悲歌之友。陈翼龙的思想与精神,在短短的七八个月时间里,给了他很深的感染和影响;陈翼龙的英勇就义,又使他深深地感觉到了革命事业的艰辛、险难,一种不怕刀俎鼎镬的大无畏精神的可贵。”(董宝瑞:《李大钊为何参加中国社会党》)如果是这样,怎么会又转而“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


  李大钊有许多文章是用日文、英文写作的,在研究李大钊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活动过程中,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十分必要,但是一定要经得住语言翻译的检验,不应该轻易地就把一种译文等同于李大钊的著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李大钊在北京遭遇“癸丑报灾”之后,真正的思想转变是怎样的,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思想转变的关节点,把它和“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实在没有说服力。
  

作者:李权兴 文章原标题为:李大钊任职《法言报》遭遇“癸丑报灾”
转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5528   2010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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